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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瓷窑，瓷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随着制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瓷质酒具的质量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是景德镇的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南洋及世界各地。其主要代表有青花瓷、成化斗彩瓷和被称为“祭红”的红釉瓷。青花瓷酒具有酒壶、酒杯、小酒碗等，其特点是式样美观，瓷胎晶莹，青花深翠，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化斗彩瓷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形成的一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制瓷新工艺。这种瓷器上多雕绘有各式花纹图案，构成各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或动植物画面。因而，这种瓷酒具就多根据其造型或图物而得名，如秋千杯、龙舟杯、高士杯、娃娃杯、鸡缸杯、人物莲子盏等。由于其工艺复杂、精湛，明代就已是著名的珍品。《万历野获编》说：“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郭子章《豫章陶志》也说：“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清初大收藏家高江村在《成窑鸡缸歌注》中也对成化斗彩酒具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成窑酒杯，。种类甚多……秋千杯者，士女戏秋千也；龙舟杯者，斗龙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画周茂叔爱莲，一面画陶渊明对菊也；娃娃杯者，五婴儿相戏也；……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瓷色莹洁而质坚。”“祭红”是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景德镇烧制的一种色调纯正的鲜红釉瓷器。其中祭红酒杯尤为精美，堪称酒具中的珍品，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就存有一件明代传世的祭红高足杯。继明之后，清代的酒具仍以陶瓷器具为主。清代的酒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清代新出现的，如珐琅彩酒杯、素三彩瓷酒具、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酒杯等，另一类是仿古的瓷酒具。其中包括仿商、周时期青铜酒具的样式制出的尊、爵、角等，和仿宋明时期的瓷酒具酒注子、马蹄杯、娃娃杯、斗彩鸡缸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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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明清时期烧酒的四大名区
烧酒发展到明清时期，在更大范围推广起来，形成了几个大的区域。
京城烧酒
明清时期，烧酒一直追求高酒度，而京城所烧，尤为辣烈，所以人们喜欢称烧酒为“烧刀”。《五杂俎》就记载：“京师之烧刀，舆隶之纯绵也，然其性凶憯，不啻无刃之斧斤。”京城烧酒，旧有麦烧、高梁烧之分，均以原料区分酒品。《光绪顺天府志·物产》记载说：“烧酒，按皆麦烧，本土造酒家，称为大酒缸。”
品质好的烧酒，多为高粱烧。谢墉《食味杂咏注》就说：“凡五谷之米，皆可蒸烧，……他省所烧，不如京城。以各处多以大麦，而京城则以高粱，麦不如高粱之甘也。”可见高粱烧酒****。京华地区的烧酒作坊通称“烧锅”，按区域划分，京东通州一带称“东路烧锅”。
《镜花缘》96回所列举的“直隶东路酒”，即指东路烧锅出产的烧酒。西直门以及京西一带称“西路烧锅”。大兴县一带称“南路烧锅”。各路烧锅都有精品问世，如今传世的北京二锅头，便是各路烧锅的精华遗存。
汾州烧酒
汾州出产烧酒，当地人早称其为“火酒”，入清之后，汾州烧酒的名气扶摇直上，产量增多，销路渐广。这时，人们开始通称汾州烧酒为“汾酒”。于是，“汾酒”也成了酒界称呼的一个响亮品牌。乾隆七年，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奏折中这样说：“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
有清一代，凡是酒产量偏少的地区，在购买外地烧酒的时候，大都选择汾酒。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当地：“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
就是在酒业发达的地区，汾酒仍然是人们喜爱的外来酒，走遍全国，汾酒处处可见。我们翻阅各省地方志，时常见到汾酒的踪影。从销售方面来看，汾酒长期保持烧酒**销量的记录。
南方烧酒
在明清时期，受烧酒酿制风气的影响，江南各地也开始大批量生产烧酒，并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蒸馏技术。由于江南出产的谷物以稻、麦为多，因而当地主要生产米烧、麦烧和糟烧，高粱烧相对少一些。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说：“烧酒以米为之，曰米烧；以麦为之，曰麦烧。又有自酷酒糯糟中蒸出，谓之糟烧。其高粱、荞麦、绿豆均可蒸，亦各以其谷名为名。城外村庄中人善为之。城内之烧酒，大抵俱来自城外，驴驼车载，络绎不绝。”
单就烧酒而言，米、麦所蒸，不如北方高粱作物那样郁烈，所以江南出产的烧酒，在质量上一直无法与北方烧酒相抗衡，乾嘉时代的林苏门《堆花烧酒》诗注中就直接承认：“徐州高粱、山西汾酒皆烧酒也。
扬州或用大麦，则曰麦烧，或用糯米，则曰米烧。其不敌高粱、汾酒者远矣。方其蒸调之时，一清如水，及贮入坛中，则酒面闪闪有花，市肆零沽，美名曰堆花烧酒。”从销售方面来看，江南地区出产的烧酒一般在本地销售，很难打入北方市场。
然而，江南烧酒亦有其**特色，除讲究成酒“堆花”外，还特别注重糟烧。所谓糟烧，是指用蒸馏法从白糟中蒸出烧酒，使之重复出酒。糟烧利用黄酒糟粕再度蒸馏取酒，这种模式在江南甚为流行。
清朝时，江南烧酒虽然在品质上仍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在产量上却扶摇直升，其烧锅作坊之多，足以比拟北方。乾隆五年时，仅苏州木渎一镇，“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差不多同时期，“镇江槽户，工役不下万余人”，专门生产烧酒。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的烧酒消费量与日俱增，在酒类市场上渐与南酒（指黄酒）颉颃比翼。
贵州烧酒
入清之后，贵州酿酒业空前高涨，一跃而进入名酒行列，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变。尤其是烈性烧酒的酿造，开创了酱香型烧酒的一大流派，彰显于华夏酒界。
自清初以来，外地酒工多下黔中，纷纷看中贵州的地理环境，他们与当地人相配合，改良酿酒工艺，生产出了举世所瞩的贵州烧酒。清代中期以后，这里的烧酒展示出了全新面貌。
谈及贵州烧酒，首屈一指者，必属“茅台”无疑。茅台酒初酿成于仁怀城西的茅台村，名曰“茅台烧”，又称“茅台春”。吴振棫《黔语》有早的记载说：“滨河土人，善酿茅台春，极清冽。”道光《遵义府志》卷一七《物产志》记载：“黔人又通称大曲酒，—曰茅台烧。”茅台村滨临赤水河畔，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微生物种群十分活跃，为孕育茅台酒提供了天然场所。
当然，茅台酒的主要优势还在于酿酒方法的精妙。酿制茅台酒要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用小麦制成高温曲。这种高温曲，即当地人通称的“白水曲”。道光《遵义府志》记载：“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茅台酒的用曲量多于原料量。用曲多，发酵期长，酒质也就相对提高。清代的茅台酒始终采用多次发酵、多次取酒的工艺，当时有“回沙”的方法。先煮料相曲，纳入地窑，满月后出窑，蒸之烤之，再回窑，再蒸，称为“回沙”。
民国《续遵义府志》介绍茅台酒工艺时说：“初曰生沙，三四轮曰燧沙，六七轮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沙，指用于酒料的粮食，生沙是指生粮，加沙意为加料，回沙则是再次进行发酵和蒸馏。近代酿造茅台酒，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然而多次下曲、多次蒸馏的原有模型却始终保留下来，构成茅台酒的固定风格。
茅台酒起初由村民酿制，后来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的酿酒作坊，才使得茅台酒逐步优化，而且产量也大幅度提高。道光以前，茅台镇约有烧坊20家，嘉庆年间的“大和烧坊”、同治年间的“成义酒坊”、“荣太和烧房”，都曾稳执牛耳。这些酒坊在发展茅台酒的历史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杨文莹《幸草堂诗钞》卷上载有他光绪年间写的《黔阳杂咏》，其中咏及茅台酒：“茅台酿冠牂牁国，甘少辛多入口迟。一任人夸渝酒好，各性其是不相师。”自注：“茅台，仁怀村名。”晚清以降，茅台酒在烧酒行业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升力。
除茅台酒外，清朝时已经声名显赫的贵州烧酒还有“回沙雷泉酒”。在遵义城西六十里处，有古镇天旺里，又名“鸭溪镇”，地靠雷家坡山，其山有佳泉，人称“雷泉沙水”。大约乾隆末年，鸭溪镇出现了一座“赖氏酒坊”，酿造出“回沙雷泉大曲”，顿时轰动贵州。晚清时，鸭溪镇的酒坊逐渐增多，雷泉酒的气势也越来越兴旺，为贵州烧酒酿造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明清时代的赊店老酒
至明清，赊店非凡繁荣，工商业极度发达。经济发展为鼎盛时期，七十二条街，经营分工极细，九省通衢，水旱码头，大贾巨商，络绎不绝，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赊店地濒赭水，北走涉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素晋盐茶大贾。山西、陕西的客商南下经商发迹后捐资修造了宏伟壮观的山陕会馆。雕梁画栋，飞檐悬空。慈禧太后南下巡游，发现此佳地，亲书“龙”、“虎”二字，誉为“第七行宫”。
山陕会馆坐落在古镇中心，楼台栉比，殿阁高耸，气势宏伟，前后有九龙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等一座座宫殿式建筑。大有春秋楼，巍然屹立，高耸入云，民众赞曰：“赊店有个春秋楼，半截钻到云里头”。
太平天国后期，捻军进入赊店强行霸市，民不聊生。山西与陕西的大富商驻在赊店，捻军向他无定额的要税，使富商们在无法逃身时，躲在春秋楼上，捻军无奈，收集百姓槁被、沾桐油火烧了春秋楼。
秦汉时期的酒具
秦汉时代，上至皇室贵族，下到达官显宦，无不嗜酒成性，豪饮成风，民间饮酒也日渐普遍。所以对饮酒之器也十分讲究。《盐铁论·散不足》载：“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纶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当时不仅富贵人家用金酒壶、玉酒杯、漆酒壶、漆酒杯。就是在城市里的酒肆中，其酒具也颇为讲究。如《汉乐府·羽林郎》曾这样描写：“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汉人所用的酒具主要有瓮、缸、壶、卮、樽、杯、勺等。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了大批陶瓮，其外壁都写有各种酒名，或刻有贮酒的石数，内壁附有酒液散发后遗存下的黄色残渣。可见这种陶瓮是贮酒的器具。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夫妇墓中也出土了贮酒所用的33个大陶缸。有些陶缸上“稻酒十一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等字迹还分明可见。壶为盛酒的器具，如《初学记》云：“食中有客，提壶行酤。”初始于战国时期的“卮”，汉代应用也十分广泛。《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载“鸿门宴”中就多次提到这种酒器。樽，是汉代较为常见的盛酒器。汉樽多作圆筒形，有的似鼎，但三足矮小，腹部两侧有两只环耳，用以提携。两汉时期，用樽盛酒非常流行。饮宴之时用盘承樽置于席间，以便宾客用勺舀酒。汉诗中经常提到樽，如“堂上置樽酒”(《相逢行》)。《陇西行》也说：“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渠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意思是说，把客人请到北屋，坐在毡毯上，然后摆设酒席，先在席间放置两个樽，一樽盛清酒，一樽盛白酒，樽上放勺，供舀酒之用。秦汉时期，酒具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青铜器已逐渐被漆器所取代，而壶、卮、杯、勺等基本上都是漆器。直到南北朝时期，漆器酒具才开始衰落。这一点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秦墓，出土了许多漆器饮食具，仅饮酒用的耳杯就有23件．而青铜器已非常稀少了，只有一件青铜鼎。在近年来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临沂金雀山汉墓、扬州西郊汉墓等文化遇址中，出土的饮食器已全部是漆器了。这时的漆器酒具大多数都是器外涂黑漆，上面用朱漆绘有装饰纹样，器物内壁涂朱色漆。
唐宋时期的酒具
唐代，随着陶瓷工艺的迅速发展，瓷质酒具的使用已比较普遍，并逐步取代了做工繁杂、成本高的漆制品。唐初的酒具除了越窑苍翠欲滴、如冰似玉的青瓷杯、盏、壶外，还出现了凤头壶、龙首杯等三彩釉陶酒具。唐代中期以后，瓷质酒具的造型上又有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一种盛酒与斟酒的新器具——酒注子(或称执壶、注壶、偏提等)。其形状似今日的酒壶，有嘴、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杯，因而取代了樽、勺，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斟酒器具。这种酒注子在绍兴、宁波等地唐代的墓穴中均有大量发现。酒注子是在前代鸡头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北朝及隋代鸡头壶上的鸡头是纯装饰物，后来人们不断改进创新，把鸡头部分做成中间有孔的壶嘴，使之既美观，又有实用价值。关于它的初始情况，宋人李济翁在《资暇录》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元和(唐宪宗年号)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嫈(同营)，而盖、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日偏提。”唐代中期酒注子的造型浑圆厚重，壶腹以圆形、扁圆形为主，壶嘴大而短。唐末时壶体逐渐变得精巧修长，壶腹多为瓜棱形、椭圆形，壶颈、壶嘴、壶柄都增长了。从唐人“举杯邀明月”、“会须一饮三百杯”和“衔杯乐圣称避贤”等诗句中，可知唐代饮酒亦多用杯子。和酒注子配套使用的便是瓷酒杯。酒杯的形状有高足杯、圈足直筒杯、曲腹圈足小杯、带柄小杯等。五代时期，酒具基本沿袭唐制。不过，这时又出现了一种与酒注子配套的温酒用具——注碗。使用时在注碗内放入热水，再把酒注子放入其中来烫酒。随酌随饮，非常方便。宋代的手工业中，陶瓷业是最杰出的，同时它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也是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著名烧瓷大窑，北方有定窑、汝窑、钧窑，南方有越窑、建窑、景德镇窑等，都能生产瓷器精品。宋代的酒器，多数是壶杯成套，其品种之完备、器形之丰富，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如酒壶就有瓜棱壶、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其中葫芦式壶是宋代新出现的器形，它的特点是壶身为葫芦形，流贴附在下截圆腹上册，另一侧两截壶体间有束带形曲柄相连。无论哪种壶，使用时一般都与五代以来一直流行的注碗配套使用。而且酒壶与注碗的形状要求和谐一致，如瓜棱壶要配瓜棱形注碗。
元明清诗词中的酒文化
元明清时期诗词中的酒文化是古典诗词酒文化的余香，醇美而优雅，令人回味绵长。今日，小编将带您一起领略元明清时期的酒文化。
中国酒具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酒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专门用于盛放、贮存、温煮、斟灌、挹取、饮用等。而最重要的，则是作为礼器，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和等级制度的栽体。早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中就有饮酒的杯子和存贮酒的陶瓶、罐等出土。商周秦汉青铜酒具和陶、漆木酒具成为主流，其形制和样式也更趋丰富。魏晋隋唐及至宋元时期，陶瓷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制作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精美的瓷质酒具和金银制作的酒具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各种工艺高度发展，在酒具制作方面更是精工细作，推陈出新，品种最为丰富。除精美的瓷质酒具外，还有金、银、铜、锡、玉、玻璃等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花争艳的时代特征。商周的青铜酒器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汉代的漆制酒器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瓷制酒器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其它酒器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当代酒器（清以后）现代酿酒技术和生活方式对酒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酒类的消费特点也决定了的酒具的使用普及度。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消耗量都巨大的高酒精度白酒，决定其所使用的小型酒杯最为普及。这种酒杯主要用于饮用白酒，酒杯制作材料主要是玻璃、瓷器等，近年也有用玉，不锈钢等材料制成。
秦汉之前的酒具
有了酒，酒具也就应运而生了。我国最早的酒具大概用的是动物的角和葫芦、竹筒、蚌壳、椰壳等天然器皿。古代的；酉具，如“角”、“爵”等，形状上就象是在动物的角上加了支撑的腿和把手。另外一些器皿，如觚(gu孤)、觯(zhi至)、觥(g6ng工)、觞(shang伤)等，从文字结构上也都}有“角”旁，说明其原始形态也与动物的角有关。《礼记·礼器》云：“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这其中的的“角”，最初也是兽角，后来才发展成金属材料制成的青铜角。商周时期的青铜角就是由牛角发展而来的。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祖先曾有过一段用动物的角等天然之物做饮器的滥觞期。远古时代的天然酒具无法保存，我们不可能见到了。但近现代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却有力地证实了它的存在。我国台湾的高山族，直到清代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饮食器具中金属器皿仍十分少见，酒具普遍为竹筒、葫芦瓢、木杓等，雕有花纹的木制“连杯”已属高档酒具。独龙族、佤族、怒族等社会发展较为迟缓的民族，也一直保持着用竹筒酿酒、饮酒的习俗。在藏族、彝族、纳西族、苗族、蒙古族地区，也普遍使用天然的牛角、牦牛角作酒具。陶质酒器是我们能见到的历史上遗存下来的最早的酒具。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学会用粘土来烧制各种酒具。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尊、罍(1ei雷)、杯、盉等陶质酒具。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酒具达268件之多，占出土器物总数的26.4％。夏、商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酒文化的积累，酒具就更加日益丰富了。这一时期，陶质酒具在酒具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夏人继龙山文化之后，制陶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陶器成品质量已有所提高。纹饰以蓝纹、细绳纹、粗绳纹为主。但形制多沿袭前时之制。商周时期陶器逐渐成为主要是平民和奴隶们的饮食器具。酒具的主要器形有斝(jia甲)、爵、瓮、豆、尊、缶等。在陶器发展的同时，由于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夏代青铜酒具已开始出现。到了商代，由于酿酒业的迅速发展，奴隶主贵族奢侈无度，使饮酒成了一时风尚。尽管当时金属十分贵重，青铜在生产中都未能得到普及，但奴隶主统治阶级却不惜将其大量地用于礼器和饮食器具的制作，使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近些年从商代贵族的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嚣物中，有60一70％都是酒具，就是在一般的墓葬中也有成组的酒器出现。平民的墓葬中随葬品虽不多，但也少不了觚、爵等饮酒器。青铜酒具是当时奴隶主举行祭祀、饮宴和其他仪式专用礼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而生产的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饰之美、制作之精良，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商朝青铜酒具的主要形制有尊、卣、觥、斝、觚、瓿(布)、彝、罍、壶、盉、爵、角、觯、勺等。其纹饰大都以“雷纹”作底，上加“饕餮(e涛帖)纹”、“夔(葵)龙纹”及鸟兽图案。多数都有铭文，字体严谨功力，显示了当时青铜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周代继殷商之后，青铜器制造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周王和各诸侯封国都建立起自己的大小青铜作坊，铸造酒具等青铜饮食器皿。周初的青铜酒具多继承着商代的传统，纹饰和品种也与殷商时代类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显示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各种酒具的器壁从厚重趋于轻薄精巧，纹饰由繁缛趋向于简易而生动活泼的动物纹与几何纹，突出了实用的特点。如“壶”这一历代的盛酒具，新石器时代是模仿葫芦的形状制成的，商代的青铜壶多为扁圆形，带有圈足和耳。到了周代则又变为圆形，长颈、大腹、有盖，壶身两侧各有一兽头铺首衔杯耳。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西周后期到春秋，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这时的酒具也随之出现新旧交替而产生变革的现象。有些原来象征奴隶主威严，但使用起来却不太方便的酒器，如方彝、斝、觚、卣、爵等已逐渐减少甚至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器型，如鐎(焦)、礁、缶、舟等。战国至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期间，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酒具初步形成的时期。此时盛行的青铜酒具主要有：壶、钫、卮(支)、樽、杯等。这些器皿制作精致玲珑，造型美观，有的还用金银丝线镶嵌出各式鸟兽花纹，工艺水平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由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奴隶社会的酒具，尤其是青铜酒具的名称、式样、用途是非常繁杂的。为了方便、明了起见，现将主要酒具的大致情况分述如下：尊：是一种大口、贮酒而备斟的酒器。多为青铜制，颈微缩，鼓腹，平底。体呈圆形、方形等，形制很多，如牺尊、象尊、四羊方尊等。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古人说：“决胜于樽(尊)俎之间”，意思就是与对手在饮酒食肉的宴席间取胜。“俎”是盛肉器，后来人们就把“尊”作为酒杯的代称。鸯：酿酒或盛酒之器，呈圆形或方形，口小，腹深，圈足，有盖。肩部有两耳，多为青铜制，盛行于商周时期。盂：温酒或盛酒备斟之器，圆口、鼓腹，有三足、长流、鋬(pan判)和盖。多为青铜所制，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斝：盛酒、温酒之器，口大，有三足、鋬，多为青铜制，形似爵，但比爵大。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爵：饮酒、温酒之器，敞口，有流、柱、三足和鋬，多绚一铜所制，初为典礼时所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卣：盛酒、移送酒的器具。形制不一，多为青铜所制，圆目，鼓腹，有盖、提梁和圈足。盛行于商代和西周。觥：饮酒、盛酒之器。器形不一，多为青铜所制，鼓腹，有流和鋬，平底或圈足，有的盖为兽头形，有的整器作一兽彤。盛行于商周时期。角：饮酒之器，也是古代的量器之一。大口，有三足。盛行于商周时期，多为青铜所制。觯：大口青铜饮酒器，形似尊，但比尊小。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觚：形似喇叭的大口、细腰、高圈足饮酒器，多为青铜所制，盛行于商周时期。彝：比较大的盛酒器。器身多为方形，平底，有盖，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瓿：圆口、鼓腹、圈足的盛酒器，多为青铜制品，盛行手商代。壶：盛酒、贮酒器，敛口、深腹、圈足，多有盖、提梁。盛行于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鐎：温酒器，也称“鐎盉”。其形状似忝，圆腹、小口、有喙．底部有三足。与岙的不同之处是岙有鋬，而鐎无鋬有提梁，并用连环将提梁和盖相衔接。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缶：盛酒器。形状似壶，圆身、大腹、有盖，腹部有四个环。多为青铜所制。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礁：盛酒器。小口、宽肩、大腹，器身有四个兽头连着衔环。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舟：饮酒器。椭圆形、平底，腹部两侧各有一环形耳，因形状似小舟而得名。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卮：饮酒器。扁圆筒状，有盖、鋬和短小的三足。盛行于战国及秦汉时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玉质和漆器酒具。我国用玉作为器具原料的历史非常悠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制品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28件器物。虽然这些器物选料不严，形状也不规整，但足以说明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知道用玉了。经夏代至商殷，玉器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都达到了较高程度。各地商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成批的玉器，其中包括酒具在内的各种饮食器具。西周以后玉器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酒具主要有玉杯、玉壶等。唐朝诗人王翰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其中“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夜光杯”，便为玉制。夜光杯产于甘肃酒泉，传说当年西周穆王远游西域，与王母娘娘在“瑶池”欢宴，席间使用的就是这种玉质夜光杯。夜光杯是用祁连山玉石巧磨细琢而成，质地精细，花纹美丽，杯壁薄如蛋壳，光滑透明。当美酒倾入杯内，顿时光彩熠熠，绮丽无比，周穆王爱不释手，于是王母娘娘便赠送一套给他。从此，夜光杯名扬千古。漆器酒具西周早期已经出现。1958年在湖北崭春毛家嘴出土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漆杯，据考证为西周早期之物。该杯在黑色和棕色的漆底上绘有红彩纹饰，制作相当精美。春秋时期漆器工艺继续发展。战国时期，漆器已成为普遍的生活用具。近年来，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战国墓葬中．都发掘出了大量的精美漆器，其中包括漆杯、漆酒具盒等酒具。漆器酒具中以彩饰耳杯最为盛行。耳杯亦称“羽麓”(觞，也是一种盛酒器，《汉书》日：“羽觞，爵也。作生爵(雀)形，有头、尾、羽翼。”)，是将木头旋凿后漆制而成的．两旁有耳，便于端拿的酒杯。其形状主要有圆耳杯、方耳杯和高座耳杯三种类型。战国初期漆杯木胎还较厚重，中期以后就日趋轻巧。多用薄木直接卷曲成胎，或者外贴麻布的．有的还在边缘上用金属镶边，称之为“金铜扣”。这样不仅轻便，而且更加美观耐用了。直到秦汉时期，漆器耳杯仍十分盛行。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漆制耳杯，而且杯中还写有“君幸酒”字样。
唐朝时期酒楼
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翻开《全唐诗》，可见其中有许多描写。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称为“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较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上”世“下”贝“），惭愧酒家胡。”这里饮酒饮葡萄酒，去的又是胡人开的酒店，而且钱少了不好意思进门，很显然有为侍酒的胡姬准备“小费”的意思。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张（礻古）有一首《白鼻（马呙）》写得很清楚：“为底胡姬酒，常来马鼻（马呙）。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长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毛旁，上日下羽）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鱼会）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所有诗人中似乎是李白较爱与胡姬谈笑了，所以他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甚多。他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胡姬能招揽到顾客，一凭异国情调的美貌，二凭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另一首《白鼻（马呙）》中也写道：“银鞍白马（马呙），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征。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贴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不过，胡姬在酒肆里服务态度和收入都是不错的，这是数百年间酒肆里能保持胡姬侍酒的主要原因。
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象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我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
酒具黑陶杯的形状
酒具黑陶杯是什么形状的？绍兴较早的饮器是陶制品。河姆渡文化遗存中有大量陶器，尤其是第四文化层，出土陶片达十万多片，复原陶器两百多件，这是一种夹灰黑陶。
到前列、二文化层中，发展为夹砂灰、红陶。这里有许多当时或以后可以作为酒具的杯、盉等。当然，这时的陶器造型不规整，质量粗疏。在良渚文化和绍兴马鞍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陶器造型就较前规整了。那里的杯、碗、瓶、壶制作细腻，形状精巧。特别是良渚发掘的高颈贯耳壶、黑陶杯。黑陶杯黑色薄胎，上端呈盅形，上沿外卷，下端高足。70年代初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的陶杯呈柄形，有把手，工艺精细，表现了远古人高度的制陶技术，是古越酒具中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