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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酒受重视，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商代时，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在甲骨文记载中有许多关于祭祀农作物丰收的例子，其中有禾、黍、稻、年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发达。
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是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三代时有无酒不成礼，特别是在祭祀活动中，酒在祭祀中是不可缺少的。商周时期，美酒盛于青铜酒器中，这些酒器的制作十分精美。
青铜酒器最早器物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商周时期的酒器基本沿袭了夏的风格，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酒器品种繁多，有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有人进行统计研究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
在商周时期的酒器中，煮酒器大多为三足或四足形器物。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有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贮酒器有卣、瓿、彝、壘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较为明细的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商周时期邢域的酒文化十分发达，商代时邢台为商王畿地区，尤其是在邢台区域建立商王的离宫别馆，其地位更加显著。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纣王)置广沙丘平台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从置以酒为池可以想象当时酿酒业的发达程度。
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在我市有许多发现，觚为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五、六十年代在曹演庄遗址中曾发现多件青铜酒器，其中有族徽的青铜觚，这件铜爵高22厘米，为商代中期常样式，有亚字族徽。
爵是青铜酒器常见的器物，属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我市此类酒器发现较多，如清河县发现的商代(或夏晚期)青铜爵，平底，长流，具有商代早期青铜器风格。1958年在临城县曾发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爵，铸有三字祖父癸，器高22.1厘米。
西周时期，邢台为邢国的国都，其大致的地望应在南小汪遗址一带，自199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当时在工商局后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出土一片西周时期的邢国甲骨文，这片甲骨文揭示了南小汪遗址与邢国国都的关系，后来在公园东街进行调查时，发现一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品，有鼎、尊、爵、觯等。
在这组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中除鼎外，均为酒器。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南小汪西周酒尊即是当时使用的重要礼器。除青铜尊还有爵，这件铜爵造型精致，有三足、鋬和流。器周身饰有纹饰，在柱上铸有耳为父癸四字。
觯是南小汪青铜酒器中的组合之一，觯是当时的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有的器物上还有盖。《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爵、觯都是饮酒时用器，在商周时使用和功能划分很细。在《考工记梓人》注中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春秋战国时期，邢国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其酒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邢台西南的董村，即今天的新兴大街西端发现密集的战国墓群，在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与酒有关的陶器，其中有彩绘的陶壶、尊、盉等。1958年在邢台市南大汪发现一座战国时期大墓，其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是青铜壶，这件铜壶高49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饰有纹饰，底座的有镂空纹，在壶身上有四条动物(龙)，有盖。其造型精致，古朴大方，纹饰生动，是建国以来我市发现的青铜器精品之一。
商周时期的酒器，与史前酒器相比，无论从酒器的质料上或是从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说明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发达，而且也代表着商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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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兴盛是唐朝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通过唐诗可以解读唐朝的历史，这一点历史学家陈寅恪是近代史学者当中做得最好的。在诗歌文化繁荣的背后，我们总能够看到酒的影子，这样就形成了唐朝独特的酒文化。文学最癫狂的状态便是诗，饮品最癫狂的便是酒，而唐朝恰好形成了亦诗亦酒的独特文化。其他朝代虽然也有诗酒相融的现象，但是很难形成一种群体，皆形成不了象唐朝这样的诗酒文化。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发展，酿酒业受到政府鼓励，掀起了又一波繁荣之潮，因此被称作崇尚美酒的时代。尤其是唐朝的文人骚客们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融为一体，或在酒宴中结朋交友、或从酒中寻找诗歌创作灵感。酒在隋唐诗歌中的分量，折射出当时诗人与酒的情结。自号一醉一回颠的贺知章，人称酒仙、醉圣的李白，还有自称性豪业嗜酒的杜甫，以及自封醉尹的白居易，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酒诗。这些咏酒诗或闲适安逸、或喜悦欢欣、或悲苦幽怨、或慷慨激昂。美酒与诗赋的紧密交融，形成了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
诗酒文化的兴起，还与寒门地位的提高，门阀士族的衰落有关。隋文帝设科举制度，对于南北朝遗留下来的门阀士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隋末的战争涌出陇西新贵，又一次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武则天的政策则是连同门阀士族和陇西新贵一并打击，那种几个大家族联合便可以震动江山社稷的事情，从此以后，绝无可能。门阀士族垄断文化的现象也被无情地击碎了。所以，唐朝诗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亦如绚丽春花，迸绽盛开。可以说李唐王朝的诗酒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免除酒税、隋唐两代打击门阀士族打破文化的垄断、科举考试寒门的兴起。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的解禁。
在酿酒工艺上，唐代的酿酒水平较前代有了大幅提高，人们开始学会用酒酪加热处理和使用石灰来降低酸度，生产的黄酒和琥珀酒都接近了现代黄酒的色泽，尽管酒的度数仍偏低，口感上甜度过高，浊酒产量大，酒滓漂浮，但总体说来，酒质还是有了提高，酒品更为丰盛，一些地域名酒层出不穷，体现了当时酿酒界的最高水平，唐代学者李肇便在《唐国史补》中，列举了当时唐代各地最著名的十三种名酒，其中，郢州富水、乌程若下、剑南烧春、浔阳湓水等酒都榜上有名。在这一时期除了发酵酒，还有果酒及配置酒，在配置酒的酿造方面则以米酒为酒基，串入动植物药材或香料制成，主要有蛇酒、生姜酒、地黄酒、杜仲酒、枸杞酒、虎骨酒等，许多配制酒的方法工艺到现在仍有所沿用。
以往是旧世界葡萄酒独领风骚，近年来新世界葡萄酒也不甘示弱。各国的葡萄酒各有特色，可谓是百花齐放。
可在中国，人们向来较推崇欧洲的葡萄酒，且欧洲葡萄酒一直占据着中国市场的大份额。欧洲葡萄酒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俨然成为了一种生活标志。
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欧洲的葡萄酒文化，比中国的酒文化高大上呢?
首先说说中国的酒文化
中国的酒文化有青梅煮酒论英雄，有流觞曲水。中国古上饮酒，讲究饮人：或高雅之士，或知己故交，或玉人可儿;讲究饮地：花下竹林，曲径荷亭。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讲究饮趣：清淡妙吟、传花度曲。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自古酒文化一点都不low，反而觉得很雅致。但是现今的中国酒文化却是这样的
呈现的情景不是恋人对饮的雅致，更不是诗人豪饮的狂放，而是一种有时不分性别的吞咽比赛和其背后隐藏的变相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酒在中国已经远超出了休闲娱乐的范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硝烟的角力或者说较量手段。
也可以这样说
喝葡萄酒的凯撒和青梅煮酒的曹刘，同样高大上。只是现在天朝的酒文化被畸形的酒桌文化拉低了整体格调。
说完中国的酒文化
我们来谈谈欧洲的葡萄酒文化
就拿最具代表性的法国葡萄酒做例子。
法国人一开始推销葡萄酒的手段，我是服气的。他们总是塑造一种关于高雅和浪漫的法式生活，然后借此推销法国产品。提起法国，人们立马想到的产品就是香水和葡萄酒，对其赞美似乎早已根深蒂固。
欣赏一瓶葡萄酒，就像欣赏一件工艺品。
打开一瓶葡萄酒，就像打开一本书。
法国人在推销自己的葡萄酒时，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推销一种饮品，而是在推销一种高雅和浪漫的生活方式。
现今欧洲的葡萄酒文化之所以显得高大上我把原因归纳为3点
1、中世纪，葡萄酒仅能在教会酿造，只有很少的贵族才可以饮用，逐渐显得高大上。在古罗马时期，奴隶也可以饮用葡萄酒，很平常。古希腊时期的酒神节，饮酒时荒淫无度(当然从艺术角度看是一种人类抛弃枷锁回归原始状态的美);
2、另外，国内葡萄酒的消费习惯远没有欧洲普及，葡萄酒文化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讲还算新鲜。在很多欧洲国家，葡萄酒饮用和我们平时吃饭喝酒没什么区别;
3、酒商提高葡萄酒的身价，所谓的高大上消费观念会存在。因为酒作为一种商品，被消费，其很重要的一种满足诉求就是帮助消费者完成身份的贴标签，这就是在特定价格区间和价值定位的酒类商品属于奢侈品。
可以看出，欧洲的葡萄酒文化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高大上。大部分原因是外界的种种因素影响着，让我们觉得其高大上而已，这是假象。而现在的国内酒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糟粕，很难与高大上挂钩，这却是真相。
所以相对于中国的酒文化欧洲的葡萄酒文化显得高大上是假象亦是真相
酒如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余光中《寻李白》
这句话假如进行缩句酒是盛唐。可见在当年，酒代表的是大唐文化。如今，我们想重塑我们曾引以为傲的酒文化，任重而道远。
杯中之物、青梅煮酒、金貂换酒、灯红酒绿、琼浆玉液、酒囊饭袋、如醉如痴，细细数来，我国带酒的成语不胜枚举。剖析这些成语，对全面了解中国酒史与酒文化现象大有裨益。
这些带酒的成语，有的反映了酒之礼，即以酒作祭祀，如斗酒只鸡、只鸡絮酒。有的表现了酒之交，也就是酒的交际功能，如醉酒饱德、醴酒不设。有的则是状酒之乐，如酒酣耳热、对酒当歌。有的又是写酒之醉，如酩酊大醉、我醉欲眠。还有的是指出酒之误，也就是过分沉溺于酒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花天酒地、醇酒妇人。而更多的则是以酒设喻，借以说明某种事理，如乞浆得酒是形容得到的比期望的还要多要好;以酒解酲是比喻治病或除弊的方法不对头，反使弊病加深。哺糟啜醨则是说放弃了原则，转而同流合污，等等。
有意思的是，有的成语表面上看虽然不带酒字，但暗地里却是酒气袭人。这几分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与酿酒之物有关而使人想到了酒，如糟糠之妻;有的又是通过动作、状态表示了酒，如浅斟低唱;还有的是以美好的形质来指称酒，如交杯换盏、移樽就教、一觞一咏、觥筹交错、飞觞举白、浮一大白等。
带酒的成语不仅数量不少，而且和其他的许多成语一样，它们往往出自于一个个精采的故事，这更使得酒趣盎然，同时也更耐人玩味。拿我醉欲眠这个成语来说，它讲的就是陶渊明喜欢喝酒，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每当有人造访，不论贵贱他必设酒痛饮。一旦他先醉了，他就告诉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也不管别人是否还想再喝，充分表现了为人真率的性格。对此，唐代的李白十分赞赏，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一诗中就曾写道：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再比如饮鎚自醉这个成语，是用来嘲讽那些爱钱到了不顾羞耻的人的。这同样也有一个故事。唐代有个叫苏五奴的人，他的妻子张四娘能歌善舞，经常被人邀去作三陪，而苏五奴每次都要一同前往。为了防他碍手碍脚，别人往往要用酒先将他灌醉。对此，苏五奴心知肚明，索性把话挑明了：但多与我钱，饮鎚子亦醉，不烦酒也。鎚，古时的一种蒸饼。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给钱，苏五奴这个人就很乐意让自己的老婆卖色，所以无需用酒灌，吃蒸饼也能醉，事实上就是装作没看见。由此也可见出，要钱不要脸的人，从古至今都有。此外，使酒骂座说的是殷纣的故事，等等，例子很多。
从酒文化看成语，从成语看酒文化，并从中透视这个历史、这种文化现象与汉语成语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在中国文学史上，酒文之缘的例证举不胜举，著名的如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斗酒诗百篇的酒文气度!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优，唯有杜康的酒文慨叹!而陶潜则写出了篇篇有酒的意韵隽永之诗，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诗圣杜甫对心有灵犀一点通，叹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妆期。酒诗、诗酒，酒与文难解难分，以此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在相当范围内,真可谓无酒不成诗。
唐、宋以后，元、明、清历代文人均与酒事有着不解之缘，这在元曲和明清传奇小说中随处可见。在古典名著《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中，都有许多章节对酒进行了精彩的描写。《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群英会上周瑜佯醉赚蒋干等诸多动人细节都与酒有关。《水浒传》中，武松在景阳冈上醉酒杀大虫，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甚是痛快;鲁达饮酒时帮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更是解恨。尤其《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借酒引线，先是李小二在酒店探得陆谦的阴谋，再由老军所送酒葫芦引出林冲去打酒，才免受雪压和火烧的杀身之祸。施耐庵借酒之道在其作品的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展开了独特的发挥。
《儒林外史》用讽刺笔调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各种可笑行态，通过对这些人的生活的具体描写展开对博学宏词的封建科举制度的猛烈、辛辣的抨击。在这些封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饮酒与清谈成为很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借酒浇愁解忧是其饮酒的一个主要目的。
我国古代文学与酒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诗经》到《红楼梦》，3000年文学著作中，几乎离不开酒。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对于古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创作心态及作品的风貌都有着深远而强烈的影响。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其故事主线由女蜗氏炼石补天，余下而弃在青埂峰的顽石，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其空间氛围，如梦如幻。《红楼梦》则相当虚幻宝灵，极写饮酒之娱乐，将才情志趣，个性化的因素与酒宴联结得天衣无缝。在对待个体生命流程上显示出明显的超越性和非实在性。贾宝玉的空幻思想，严重的失落感、孤独感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酒乐之中，他与众姊妹相处得如漆似胶，趣味横生。但是，无论是对黛玉的偏爱还是对众姊妹的博爱都不能使他真正自救于孤寂落寞之中。对于生命存在的无可依傍的焦虑始终浮动在他的心灵之中，他早熟地领悟到世界的非实在性和生命存在的虚幻性,从乐极之中生悲。在饮酒娱乐的表象背后，是对生命流程的一种超越性介入的意识，将精神情感的体验延展到现实之外，让人感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可能在生命的终点处。宝玉幻灭后走向荒漠,归彼大荒,逃离红尘，走向极乐界，与小说的缘起恰好形成一个轮回，其环型结构描述着生便是死，死便是生的思想，印证了对生命的红楼式体验。
酒可以使文人达到一种创作的巅峰状态，但并不是烂醉如泥的人都可以像李白、怀素那样可以吟诗作书的，只有在他们把艺术诸多的法则内化而成自己的肉身时，或许才可能达到李白所说的斗酒诗百篇的境地。由此看来，艺术创作是无意识与意识有机结合，艺术的创作也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轻松，他们那样称呼不过是矜才好誉的夸张溢美之词而已。没有文化的酒是一种辛辣的液体，没有感情的酒，是酿制的乙醇，所以美酒与美文相伴，与美意相契，因酒美而自由，因自由而生美文，酒美文美下就有美意。三者皆通，就成就了生命中的一片灿烂与通透。
说到美国酒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在1920年美国人向酒宣战的经历，这次禁酒运动甚至差点改变了美国的两党制。民主党在禁酒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故而在全国的影响力及支持度大伤。禁酒党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全国深孚众望、倍受拥护的党派。所以无论如何，这段时期是在美国历史上不得不提的。
1920年1月16日零时，美利坚进入漫长的禁酒时期。这片土地上某个隐秘角落，塞住的地漏被打开，酒液打着旋涡流入幽深的地底，整个大陆如同浴后排干的浴池一般，只留下浅浅的水洼，直到最后一滴生命之水被渴望的吐息蒸干。
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宣告全国范围内除私下拥有、饮用外，酒类酿造、运输、和销售属违法行为。但这并不能压制人们对饮酒的需求，于是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发生了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事情：无法继续售卖葡萄酒的酒农们开始售卖葡萄砖，提醒顾客千万不要把葡萄砖溶解到水里发酵成酒。
啤酒酿造厂商纷纷转而生产麦芽糖浆，在使用指南上写明你绝对不能做的事，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把糖浆转化为酒精饮料。
由于法律允许酒被用于医药和宗教仪式，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注册药剂师数量飙涨，作为处方药被开出的威士忌激增，连医院中的消毒酒精也供不应求
但许多事情并不那么欢乐。许多饮者发挥酒后创意，使用汽车冷却器私酿酒，这种方法操作不当会被当场炸死。即使成功蒸馏出酒液，也会由于其中重金属含量超标，饮用后死亡或留下后遗症。
作为药用进入美国市场的牙买加生姜酒jake，被蹩脚的私酿者用具有神经毒性成分勾兑，致使大量饮用者患上臭名昭著的后遗症jakeleg腿脚麻痹症。
更令人惊骇的是，有报道显示，当时的美国政府有计划地在工业酒精中下毒以阻吓将工业酒精转化为饮用酒这种非法私酿，而饮者中毒后可能会失明或死亡。有人估计，这一举措导致约10000人丧生。
尽管这场百年前的酒精浩劫早已烟消云散，但它对酒的影响似乎并没有远离：
因禁酒失业的调酒师，要么转战地下重操旧业，要么出走到加勒比地区或欧洲，同那些出国寻酒的美国名人或者明星一样，促进了鸡尾酒在全世界的发展。
许多当今的经典鸡尾酒都是在禁酒令时成型或者壮大，据说当今常见的长岛冰茶，起初就是为了躲避探员查缉而配制。由于当时的黑市酒或者私酿酒由于口味太差，不得不掺入调味成分饮用果汁、汽水、糖浆
中国是一个盛产酒的古国，同样也是一个以文学传世的国家，自中国白酒起源以后，文学便于酒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诗与文学便开始了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与中国酒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漫长而悠久的结伴航程。
一：酒与诗词
诗人多爱饮酒，这是自古以来不争的事实。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东晋陶渊明视酒为佳人、情人，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忘忧物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他的饮酒诗主要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归隐田园的乐趣，称颂从酒中品到的深味。这个深味，就是渐近自然的人性自由。领一代风骚的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慷慨悲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简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全是一群饮君子，阮籍以酒避祸，嵇康借酒佯狂，刘伶作《酒德颂》以刺世嫉邪。刘宋时代的鲍照亦爱酒惜酒，狂歌但愿樽中酒酝满，莫措床头百个钱。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饮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
魏晋之后的隋唐，史称盛世之治，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的全盛时期。唐代诗人以其开阔的胸襟，宏伟的气魄，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转而讴歌盛唐气象。既有心神的澄静，又具人性的高扬，活泼欢畅，饱满健举，创造出一种唐人特有的诗酒浪漫情调，使酒文化在这座古代诗歌的颠峰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著名的饮酒诗人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李白现存诗文1500首中，写到饮酒的达170多首，占16%强;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300首，占21%强。李白以斗酒诗百篇，会须一饮三百杯为人所共晓，赢得醉圣的雅名;而杜甫少年酒豪、嗜酒如命却鲜为人知，其实杜老先生更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直到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的信誓旦旦、死而后己的程度。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醉司马，诗酒不让李杜，作有关饮酒之诗800首(见方勺《泊宅编》)，写讴歌饮酒之文《酒功赞》，并创香山九老这诗酒之会。
北宋初年，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元佑时期，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苏轼是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南渡期的女词人李清照，可算酒中巾帼，她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继之而起、驰骋诗坛的陆游，曾以《醉歌》明志：方我吸酒时，江山人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集宋词之大成的辛弃疾，少年使酒，中年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晚年一尊搔首东窗里、醉里挑灯看剑，以酒写闲置之愁，报国之志，使人感到势从天落的力量。
饮酒，在唐宋诗人的情感世界中，找到了创作灵感的媒介，想象丰富的奇妙载体。杜甫说：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陆游说：诗情恰在醉魂中。辛弃疾说：醉时拈笔越精神，苏东坡更直呼酒为钓诗钩。可见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引动，环境气氛的熏陶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情有独钟。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诗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在古人心目中积淀为一种逻辑模式：饮酒必须赋诗。不论是群饮行令，还是自斟独酌，诗情都应该是酒兴的必然产物。这种诗酒风习，在唐宋以下的元明清社会也得到传扬。
待至元明清，诗酒联姻的传统仍硕果累累。无论从马致远的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到陈维崧的残酒亿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从李贽的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到杨升庵的惯春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不是美酒浇开诗之花，美诗溢出酒之香，正是酒，使诗人逸兴遄飞，追风逐电;正是诗，使美酒频添风雅，更显芳泽。
宋代以后，诗词逐渐衰微，戏曲、小说蓬勃发展。
对于小说家，酒也有类似的激化创作的功效，明清时期尤甚。著名的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每天著书均离不开酒，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日子。一部《红楼梦》，可以说是酒液中浸泡出来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关于宴饮、配酒、酒仪、酒德、酒趣等知识与描写，都写得十分精彩。有人统计，全书120回中，共出现酒字580多次。从第1回甄士隐中秋邀贾雨村书房饮酒起到117回邢大舅、王仁、贾蔷等在贾家外书房喝酒止，直接描写饮酒的场面共有60多处，平均每两回就要写一次饮酒。这样的事例在明清其他小说里也能找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以及桃园三结义等，都借助了酒作传媒与线索，来铺写情节。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景阳岗武松打虎，以店家劝阻饮酒，三碗不过岗相烘托，更显其醉后英雄本色;描写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也以和尚饮酒，不守清规来加以反衬，增添其传奇色彩，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这类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酒文化韵味，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二：酒与书画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诗坛书苑画界皆是如此。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醇酒之嗜,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书画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他们酒后兴奋地引发绝妙的柔毫,于不经意处倾泻胸中真臆,令后学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
书法有草书，笔走龙蛇是狂草，狂者非笔狂，心逞、心驰也。绘画有写意，意突发，念突生，泼墨即成心中的画境。书法中有恭笔小楷，绘画中有尺规小品。狂草与恭笔小楷，泼墨与尺规小品，比之于酒，正如豪饮与小酌也。
书圣王羲之，于东晋永和元年与好友聚于绍兴兰亭。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提笔草《兰亭集序》。笔兴随酒兴而生，笔力、笔韵随酒力、酒韵而成。遒媚劲健，绝代所无，全文三百余字中，即有之字19个，但笔式各异笔韵不同，千古极品就在酒中问世了。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究其因由，非物境、人境、酒境合一，于憩然之中挥毫，实难一气呵成旷世极品，三境难再现，《兰亭集序》也就难再现。极品本自天成，亦是酒成。
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画家中郑板桥，传说其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郑板桥在酒中神与物游，物我两忘，其书画均怪，书画均绝。
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唐明皇命他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风景，他能一日而就。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尤其是他的绘画作品往往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暂借酒力长精神。酒与书法、绘画的缘分，书画家与酒的精彩故事在明清时期仍是层出不穷。
酒文化还是画家们创作的重要题材,诸如文会、雅集、夜宴、月下把杯、蕉林独酌、醉眠、醉写.....无一不与酒有关,无一不在历代中国画里反反复复出现过。杜甫写过一首题为《饮中八仙》的诗,讴歌了贺知章、李琎、李适之、李白、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八位善饮的才子。此后,《饮中八仙》也就成了画家们百画不厌的题材了。
酒一直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化，它与诗词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加上宗庙之牺，为畎田之勤，把用为祭祀的牛放去耕地;西门豹治漳水开十二渠以灌邺田，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四川成都平都，活野千里受于堰，等水利的兴修;农民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娶菽粟，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物资财富大为增加。这就为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酒文化十分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风较西周前期要兴盛许多，这不仅仅表现在士大夫阶层。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周室的禁酒令名存实亡，民间的饮酒已成为公开的行为。狗猛酒酸的寓言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现象。这期间，各国涉及军事、政治或谋略与酒有关的故事频频发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秦穆公赐酒施恩惠及楚庄王觥筹绝缨饮。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发生在周室渐衰的时代，说的是楚国的势力强大起来以后，楚宣王命令天下诸侯备酒前去见他。鲁恭公因故来得晚了，而且所备之酒也较薄，惹得宣王大怒，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鲁恭公不甘受辱，说道：我是周公的后代，奉行的是周天子的礼乐制度，曾经为周王室立下了功劳，今天向你献酒已经降低了身份，你竟还嫌酒薄，不要太过分了。说完便拂袖而去。
楚宣王大怒之下命令发兵伐鲁，这一消息让本不相干的魏惠王大喜。魏早有伐赵之意，只是担心鲁国出兵相救才迟迟未敢用兵，如今楚国与鲁国发生战事，正是天赐良机，便率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就这样，只因鲁国酒薄，赵国便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牵连。
賜酒施恩惠的秦穆公曾以五张羊皮换得百里奚为相，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有伟大抱负的政治家，胸怀与谋略自然不同寻常。一次，穆公的两匹爱驹被岐山的野人(其实就是岐山下务农的奴隶)盗去后宰杀。当他率人赶去岐山时，三百多名野人正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煮食马肉。随同前来的将士见状要将野人们抓走治罪，被秦穆公拦住，说：君子不能因为爱惜自己的财产而去伤害别人，我听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身体，所以很为他们担心。于是让人賜酒给盗马的野人，直到他们吃饱喝足才率人离开。盗马的野人大为感动，随行之人却都大惑不解。后来，秦穆公率军在韩原(即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与晋军大战，被晋军围困，晋国大将梁由靡已冲到穆公战车的马前。在此危急时刻，岐山野人组成的队伍忽然赶到，拼死将穆公救出，报答了他的恩德。
同秦穆公一样，因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被人熟知的楚庄王也是一位以德治国的贤明君主。在经历了陈兵问鼎和大胜援郑晋军的关键之战，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后，楚庄王宴请群臣，并令嫔妃席前助兴。酒酣之际，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将殿上的蜡烛吹灭。混乱中，王后的衣服被人拉扯，对方似有调戏之意。王后发现有人轻薄，便随手扯下了对方的帽缨，走到楚庄王跟前说，有人趁乱对臣妾无礼，臣妾扯下了他的帽缨，请大王点灯后明察。楚庄王听后虽有些生气，但想到席间皆是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如果为此事动了杀机，难免影响大局。于是他大声说道，今天饮酒，大家须尽情畅饮，谁的帽缨不扯下，说明他还饮得不够痛快。一时之间，众人纷纷扯下帽缨。这时，烛光重燃，谁也不清楚是哪位大臣对王后无礼。后来的结果与秦穆公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以后的多次战争中，楚军中总有一位大将身先士卒英勇无比，使敌军闻风丧胆，这位大将就是那位被王后扯去帽缨的无礼之人。绝缨之事也因此成为流传千古的酒中佳话。
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灌关于酒的文献记载也有很多，如《论语》、《诗经》、《礼记》、《春秋》中都有记载。
秦汉以来，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兴旺提供了物质基础，已经不再神秘和特权化，因此汉朝的时期的酒风空前浓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商周以来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以酒成礼，酒与国家的礼制及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去商周不远，其酒风依旧。从社会学角度看，汉代酒文化是先秦酒文化的延续，从饮食文化来看，酒与当时的饮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汉代是中国高度文明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封建土地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生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的大幅度发展和进步，带动了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这样刺激了酒的生产和饮酒人群的增加。使饮酒之风开始下普通人群扩展，这样饮酒成为汉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习俗。
有人对汉代的饮酒人群进行过研究，分下例几种，一是皇室人员，这其中包括大批的官员;二是中下级官吏和军中吏卒;三是社会下层民众。有文献中这样描述民众的饮酒生活，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就是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许多与酒相关的文献，如各地出土的汉简就有大量饮酒记录。在饮酒人群中，还有许多女性饮酒，但多集中于皇室女性中，当然也在地方中男女饮酒同席的记载，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屣交错。日常生活中也有饮酒的记载，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载，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是说当时有一个叫仇览的亭长在杨元家与其母子共饮，由于可见汉代民间酒风的大概。
汉代的酒计量以升、斗、石、斛来计算。《汉书》律历志中说，量者仓、合、升、斗、斛也。合仓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石权重单位，汉代多以重量之石代容量之斛，一石为十斗。汉代一升折合今日约200毫升，一升酒的重量折合今天0.2千克。在《三国志》有说卢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的记载。
饮酒必说汉代的酒器，汉代的酒器种类较多。从各地的考古发现看，汉代已有成熟酒的酿造技术，并具有多种饮酒盛酒的器具，它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金制器、银制器、漆制器等。盛酒器具如：尊、缶、壶、鉴等;温酒器具有尊、壶、觥、瓮、罍等;饮酒器具有爵、斗、角、觥、杯等。
在邢台考古工作也发现许多与酒器相关的器物。尤其是邢台南和县左村汉墓出土的三轮盘附觞温酒器，是一件不多得文化精品。这件器物为青铜铸造，下部有一个方盘，盘下有三个轮子，在盘子的两端还有拉手，盘子上面有椭园形的炉子，其下置炭以扬火，其上可以放置耳杯以温酒。左村汉墓出土的酒器除此还有汉错金四神几何纹长颈铜壶、宽带纹铺首衔环铜壶、鎏金盘龙座铜博山炉及带甗虎首烟道铜灶。
在汉代，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盖宽饶赴宴迟到主人责备他来晚了。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可见其酒风。
杯中之物、青梅煮酒、金貂换酒、灯红酒绿、琼浆玉液、酒囊饭袋、如醉如痴，细细数来，我国带酒的成语不胜枚举。剖析这些成语，对全面了解中国酒史与酒文化现象大有裨益。
这些带酒的成语，有的反映了酒之礼，即以酒作祭祀，如斗酒只鸡、只鸡絮酒。有的表现了酒之交，也就是酒的交际功能，如醉酒饱德、醴酒不设。有的则是状酒之乐，如酒酣耳热、对酒当歌。有的又是写酒之醉，如酩酊大醉、我醉欲眠。还有的是指出酒之误，也就是过分沉溺于酒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花天酒地、醇酒妇人。而更多的则是以酒设喻，借以说明某种事理，如乞浆得酒是形容得到的比期望的还要多要好;以酒解酲是比喻治病或除弊的方法不对头，反使弊病加深。哺糟啜醨则是说放弃了原则，转而同流合污，等等。
有意思的是，有的成语表面上看虽然不带酒字，但暗地里却是酒气袭人。这几分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与酿酒之物有关而使人想到了酒，如糟糠之妻;有的又是通过动作、状态表示了酒，如浅斟低唱;还有的是以美好的形质来指称酒，如交杯换盏、移樽就教、一觞一咏、觥筹交错、飞觞举白、浮一大白等。
带酒的成语不仅数量不少，而且和其他的许多成语一样，它们往往出自于一个个精采的故事，这更使得酒趣盎然，同时也更耐人玩味。拿我醉欲眠这个成语来说，它讲的就是陶渊明喜欢喝酒，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每当有人造访，不论贵贱他必设酒痛饮。一旦他先醉了，他就告诉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也不管别人是否还想再喝，充分表现了为人真率的性格。对此，唐代的李白十分赞赏，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一诗中就曾写道：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再比如饮鎚自醉这个成语，是用来嘲讽那些爱钱到了不顾羞耻的人的。这同样也有一个故事。唐代有个叫苏五奴的人，他的妻子张四娘能歌善舞，经常被人邀去作三陪，而苏五奴每次都要一同前往。为了防他碍手碍脚，别人往往要用酒先将他灌醉。对此，苏五奴心知肚明，索性把话挑明了：但多与我钱，饮鎚子亦醉，不烦酒也。鎚，古时的一种蒸饼。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给钱，苏五奴这个人就很乐意让自己的老婆卖色，所以无需用酒灌，吃蒸饼也能醉，事实上就是装作没看见。由此也可见出，要钱不要脸的人，从古至今都有。此外，使酒骂座说的是殷纣的故事，等等，例子很多。
从酒文化看成语，从成语看酒文化，并从中透视这个历史、这种文化现象与汉语成语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国势日渐强盛。在这一时期，酒已进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饮酒风气豪涨、人们通过饮酒聚会彼此交流、释放情感。
秦汉时期全国的酿酒业得到了大力发展，酒类产品也不断增多，一时间，四方名品层出不穷，涌现出许多享誉全国的玉液琼浆。
也许是麦芽谷芽酿出的醴比起曲酿出的酒来，口感太淡，难以一醉解千愁，秦汉时期，蘖酿醴的数量逐步减少，而曲酿酒的数量逐年增多。为了让酒的口感更强烈，汉代的酿酒者极力关注制曲(曲主要由小麦制成)，可无奈能力水平局限，尽管酒用曲量大，但仍达不到很高的度数。这一点可以从汉人的饮酒量得到证实：《汉书》中提到当时人能饮酒一石，按照计量方法的推算，一石约为20千克。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简直惊人。因此，有学者推测，汉代的酒度应该在6度左右。
遗憾的是，汉人呕心沥血酿出的也不过是米酒，离真正黄酒的标准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不过，尽管如此，汉代也涌现了不少名牌产品，其命名也是五花八门，有以原料命名的、也有以产地、酿造季节、配料香料、形态命名的，这种命名风格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中国酒命名传统的重要组成。
在这一时期的饮酒活动中，非常关注酒礼秩序，主要表现在座次尊卑以及饮酒规矩上。《史记》在描述鸿门宴时写道：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将本属平级之人置于下座，是项羽的心机。寥寥数句，席位座次上的卑尊之分便立见分晓。在饮酒规矩方面，由于当时人们饮酒通常席地而坐，饮酒之人彼此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因此无法碰杯，通常举杯示意一饮而尽也是酒场的规矩，好在此时酒的度数不算太高，否则如此豪放的酒风不知要醉倒多少饮酒之人。
除此之外，秦汉的酒度数是非常低的，那时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按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们的酒量更是严重缩水的。
翻开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卷，由《诗经》到《楚辞》，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无处不酒香缭绕，笔墨醇厚。悠悠岁月里，酒一如盈溢着醇香的绵长记忆，滴滴甘醇中激荡着文化的深刻传承，屡屡飘香里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巨变。
《楚辞》与楚人饮酒习俗
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饮洒风尚，从周朝就开始盛行了，并且在各诸候国中，楚国是最负盛名的。楚国人嗜好饮酒，不仅在《楚辞》中有许多文字的描叙，先秦文献《左传》中关于楚人饮酒的记录也很多。
楚人的酒习俗可见南方酒文化之端倪。《左传》成公16年载：楚晋战于鄢陵，双方酣战一日，晋军秣马历兵，准备明日再战。楚王闻之，召子反(司马)谋。毂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结果楚军因主将醉酒不能作战，只好连夜撤退，子反酒醒后受到楚共王和令尹子重的责罚，不得不引疾自刎。屈原正是总结许多的历史教训后，所以在他任左徒期间，能为楚王入同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候。屈原也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鱼父》。
《楚辞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谢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东君是楚人尊崇的太阳神。东君射杀天狼得胜而归，人们为之举行了庆功宴，东君就高举北斗为杯，痛饮佳酿。在屈原的笔下，楚人饮酒的豪气跃然纸上，也足以验证了诗人的夸张手法，已达炉火纯青之地步。楚人的嗜酒，其实为楚人酒神精神的一种显现。
《楚辞招魂》在讲述盛宴时曰：腼鳖炮羔，有拓浆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酌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拓浆就是甘蔗汁，《汉书.郊祀志》曰：泰尊拓浆折朝醒。是指助酒，解酒的甜饮料。琼浆、瑶浆二词，清代胡文英《屈骚指掌》解释为白酒和红酒。如果按这段辞所说：瑶浆盛于羽觞，形似鸟状的酒杯，注满了瑶浆;琼浆盛于华酌，酌就是从酒樽(或是酒瓮)提酒用的酒斗，华酌的华在这里理解为花，华、花古代通用字。五臣云：华酌，谓置华(花)于酒中。由此看来，琼浆就是掺入了桂花(或菊花或玖瑰花)一类芳香型植物花朵的红酒(或甜酒)。《九歌》中提到的两种美酒：奠桂酒兮椒浆，桂酒、椒浆当是掺入了桂花、椒花植物的红酒，是以为证。此时此刻，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场景是：各种各样的名酒、美酒和饮料摆放在宴席上，人们争相你斟我酌，举起酒杯、相互把盏，喝酒唱歌，手舞足蹈。大家都喝醉了，就把醪糟沥渣(挫糟)，把汁子冰冻一下，然后再喝(冻饮)，那样可以醒酒(清凉)。正好应了现代一句俚语：酒醉还需酒来解，也正如解铃还需系铃人一样。不管是举行宴会还是祭祀亡灵，都可以证明楚人嗜酒的风气。
《楚辞》对中国酒文化的贡献不能小视。《左传》成公十二年载：晋卿郤至访问楚国，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编钟)焉。至将登。金奏作子下。楚宫地室除用作地下音乐厅外，还常是皇宫贵族们聚众夜饮狂欢的场所。《招魂》曰：铿钟摇簴，揳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这段文字向我们真实地描述了当时楚国贵族们燃起明烛，饮酒作乐没完没了。那场面是：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招魂》。撞起编钟敲起鼓，歌妓舞女齐登场，新编的歌儿唱完《涉江》又唱《采菱》，一曲《扬荷》舞姿伴清唱，美女们早已醉意朦胧，两颊娇颜红晕胜似海棠，男女们都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招魂》男女之间相错杂坐，一点礼数也不讲了，可说是喝的天昏地暗，难分白天黑夜，好一副醉生梦死的景象。推测其地点很可能就在地室(地下音乐厅)中，因为那种场面在地室中可以避人耳目，更可放荡不羁。看来地下音乐厅不是现代人的发明。看着江陵擂鼓墩出土的那高大的冰酒鉴时，我们不能不为楚人的豪饮而惊叹了。楚人的好乐与豪饮，表现着楚人的放纵不拘，那都是酒神醉意的产物。
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招魂》。在华灯错丽的场所，一些文人墨客借助醉意兴志，正是诗兴大发之时，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有作诗的，还有作赋的，还有说文的，总之撰写的诗文赛过兰花香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酒出诗的雅语。把酒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屈原乃第一人也。
《楚辞.大招》曰：四酎并孰，不涩嗌只;清馨冻歆，不歠役只;吴醴白蘖，和楚沥只;魂乎归来，不遽惕只。朱熹《楚辞集注》曰：酎，三重酿酒。秦月令曰：春酿之，孟夏始成。汉亦以夏酿，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则是四重酿矣。四酎，则是以三重之酒为水再酿而成的度数很高的醇酒。这么好的美酒喝起来，味道甚佳，清新爽口，又不苦涩。把吴国用白酒曲酿成的醴酒，和楚国酿造出的清酒楚沥，配起来喝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同时你也不要担心酒不够。《大招》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了许多古代信息：一是楚国人早已掌握了熟练的酿酒技术了。并且能够酿造出上等好酒。二是楚人当时已经懂得了勾兑酒的方法了。三是楚人饮酒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四是楚人饮酒不亚于殷人嗜酒的习俗。
《楚辞》与南方的酿酒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在饮酒、事酒的风尚和习俗上在当时的各方国中已是很有名的了。除此之外，楚人的酿酒技艺、手法也是相当高明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且均为上品。在当时的楚国，最具传统特色的酒要算香茅酒了。
《左传》僖公四年记管仲代表齐恒公与诸候之师宣布楚国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苞茅即菁茅。《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包匦、菁茅。菁在这里意为华采。《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桔，包茅橘柚。杜预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即楚国的沥酒、纵酒、清酒是也。茅草叶的两边有许多毛刺，鲁班就是一次偶然被茅刺划破了手，而发明了锯子。利用包茅上的毛刺粘附酒糟来滤酒，与北方周人用竹筐滤酒是有很大区别的。它的最大特点是，茅草自身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在过滤酒液的同时，使酒液带来上了它的香味，所以楚人叫它香茅酒。这在当时中国算是楚人的一大发明，以至于楚国在向周天子进贡时不仅有橘柚，还有苞茅。当时的周人也是用苞茅滤酒的，周人不仅看中的是滤酒方法，更看中了用菁茅滤出的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使酒更加有特色了。
苞茅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一种特产，所以才作为贡品。用苞茅滤过的酒周人称之为缩酌，楚人则称之为香茅酒。据贾公彦《周礼司尊彝》疏：缩酌过滤前的勾兑方法是将事酒与醴齐相掺合。事酒属清酒类，醴齐属浊酒类。郑玄《天官酒正》注云：郑司农云事酒，有事而饮也。玄谓事酒的有事之酒，其酒则今为醳酒也。醳酒即冬酿春成，含酒精度数低于昔酒和清酒。醴齐，即现代的醪糟(米酒)。《说文》：醴，酒一宿孰也。《玉篇》：醴，甜酒也。一宿孰也。孰字当熟字用，意思是说米酒一天一夜就成熟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荆州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的竹简第163载：甘酒一伤。甘酒就是醴酒。该山167号汉墓遣策又载;嘏酒一器。考释者认为：嘏即酤，《说文》：一宿酒也。
以上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诸民族不仅酿酒技术、手法高超，透过古文献与考古证明，而且其流程也是非常讲究的。楚国当时除了名酒香茅酒外，还发明、酿制了一些饶有楚地特色的新酒品种，如《楚辞》中说到的琼浆、瑶浆、桂酒、椒浆等。这里面也包涵着酒的养生文化之内涵。
酒自从被人类发现(或发明)以后，就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曲线而起伏不定，并且在各个时代演绎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故事。
秦汉以来，由于政治统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为酿酒技术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在秦汉之前，由于年代遥远，只能从零星文字记载和现存酒器中查知一二。
酒器中看远古时期酿酒技术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酿造技术，只能从其酿造器具加以分析。有幸的是，197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为揭开当时的酿酒技术之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这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如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共计100余件。据考古人员分析，墓主生前可能是一职业酿酒者。(王树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
1974年和1985年，考古人员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商代中期的酿酒作坊。其中的设施情况也类似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从酿酒具器的配置情况看，远古时期，酿酒的基本过程有谷物的蒸煮，发酵，过滤，贮酒。经过蒸熟的原料，便于微生物的作用，制成酒曲，也便于被酶所分解，发酵成酒，再经过滤，滤去酒糟，得到酒液(也不排除制成的酒醪直接食用)。这些过程及这些简陋的器具是酿酒最基本的要素。与古埃及第五王朝国王墓中壁画上所描绘的器具类型基本相同。由于酿酒器具的组合中，都有供煮料用的用具(陶鼎或将军盔)，说明酿酒原料是煮熟后才酿造的，进一步可推测在五千年前，用酒曲酿酒可能是酿酒的方式之一。因为煮过的原料基本上不再发芽，使其培养成酒曲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酿酒器具的组合，当然也不能排除用蘖法酿醴这种方式。
秦汉之前的酿酒技术，很难找到有完整酿酒过程的记载，因此以上，仅是根据只言片语推测的结果。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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