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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大汉天子》中淮南叛军攻打长安，只见汉武帝身穿重铠，神情肃穆，把一坛酒浇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为壮观。壮观倒是壮观了，可这样的场面，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汉代的酒，根本就点不着。
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曾说，汉代的酒不过是“粗有酒气”而已———刚刚有点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数有多高，关键在使用什么样的酿酒技术。一般来说，用粮食发酵酿酒，酿到10度左右时，酵母菌的繁殖就受到抑制，度数就上不去了。这时，再用压榨、过滤的办法，把酒糟和酒汁分开，得出的酒就是压榨酒，汉代的酒就是压榨酒，度数和今天的黄酒差不多。而那种五六十度的白酒，则是用蒸馏法酿成的，是利用酒精的沸点比水低的原理，提高酒的度数。在，蒸馏酿酒的技术在宋代才出现。因此，宋代人已经能喝上高度数的白酒了。
在汉唐，可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况，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样，西汉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3升多一点；东汉的一升，连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更是严重“缩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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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汾酒的真正起源
谁也没见到酒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古埃及有酒神奥里西斯，古希腊有下酒神狄奥尼索斯，古罗马有酒神巴克斯，我国有黄帝、仪狄、杜康，都被认为是酒的发明者。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酒是先于人类产生于这个星球上的。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有了酒精就有了酒。酒精的生成过程是极其简单的：糖或淀粉在酶的作用下即可转化为酒精。再加上同时产生的衍生物便可以合成洒。这一过程在自然条件下即可完成。所以，当地球上诞生了含糖或含淀粉的植物时，在合适温度、必要水分、发酵菌的作用下，酒就产生了。让我们进行一次科学的想象。秋高气爽之时，树上的果实成熟，掉在低洼的地上或某一个树洞里，那些粘在果皮上的发酵菌，在果实含有的糖分中大量繁殖起来，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酶素，糖被酶分解转化为含有酒精的液体，这就是原始的酒。这些散发着浓郁酒香的果实，引来了大批的动物。大象、猿猴、长颈鹿……它们吃饱后，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甚至倒地大睡。《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载：“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洒。”《紫桃轩杂缀?蓬栊夜话》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干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这就是指自然发酵而成的酒。尽管作为物质的酒生成了，但化学反应并未就此结束，制造它的天然酵母菌很快就会被一种名为醋菌属的细菌所取代，从而很快把酒变成腊。所以说，最原始的酒是大自然生成的一种寿命很短的物质。那么，洒是如何走进人类生活的呢？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蒲桃洒赋》中曾记述过葡萄酒进入人类生活的情况：“贞佑(公元1213——1216年)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悦：很早以前，有个正在迁移的小部落，经过一天奔波之后，晚上在一个山口草地住下来，人们又渴又累，争着从马背上取下大块的肉和羊皮袋中的马奶食用。有一个牧民打开了自己装有半袋子马奶的羊皮袋，突然，有一股清馥的香气扑鼻而来，使他感到一阵清爽。他赶快把伙伴们叫来，把袋中的马奶倒在几只里。他们被这种香气四溢的马奶所吸引，一个个都大口喝起来，这就是最早的马奶酒。酒的生成是因为羊皮袋挂在人脚附近，在马急行时，骑马人的脚不停地踢打在奶袋上，奶在袋子中运动，撞击变热加快了发酵，这样就使奶变成了“酒”。这两个事例都描述了最早的酒进人人类生活的情景。尽管这还都是自然生成的洒，但必须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1．人类已经初步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除了具有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食物外，还要有为了生存与繁衍之需而自觉采取储存野果、兽奶的行为。2．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开始能够制造一定质量的器皿来足以使酒生产并盛酒。3．相对定居。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人类具备以上条件最早不会早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有四五万年的历史，果酒和乳酒作为上苍的恩赐开始进入人类生活。关于谷物什么时候自然发酵成酒，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前，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吃，更可以酿造成酒，才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人农耕时代以后，谷物维持生活并有了一定剩余之后才发现谷物可以酿酒。尽管两种观点各持己见，但综合起来谷物自然发酵成酒并进人人类社会大约在1万年左右。中国晋代人江统在《酒诰》山描述了谷物自然发酵成酒的一种情景：“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解释就是：剩饭中的淀粉在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逐步分解成糖分，在酒化酶的作用下，糖分转变成酒精。酒的酿造，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一。但是以采集和狞措为生的先民们的果酒、乳酒和谷物酒，仅仅是人类储存食物过程中通过自然发酵的第一代酒精饮料，它并未完全脱离自然酒的落后状态，不具备文化的意义，因而不能作为酒文化的开端。人类自觉地使用谷物酿酒，是世界酒历史的一大突破。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世界上最早人工酿造谷物酒的三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罗浮宫内藏有一块石雕，上面刻有苏美尔人酿造啤酒的场面，距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苏美尔人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最早居民。那么中国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时？史学士一直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仪狄和杜康尊为造酒的始祖。实际上，他们俩人只是总结前人经验、提高酿酒技艺、对发展酒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高明酒师，并不是酒的发明者。1962年，李仰松在《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可惜由于没有相应的文物来佐证，李氏的观点在史学界和酿酒界一直没有得到公认。遥遥洒史，源在何处？仍然是个谜。时隔20年，由吉林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山西晋中考古队对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巾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见《十国酒》杂志1996年第6期。)“原始先民在同一个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小口尖底瓮(我们找不到该图片，如能找到请用该图片)不仅在我国有，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酿造麦酒(啤酒)或葡萄酒时也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瓮。“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乃最早酿酒器的有力证明。古巴比伦舒麦尔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形象，真是无独有偶。”(同上)“实际上，这种小口尖底瓮的分布很广，晋西南地区和陕西、河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有的有双耳，有的无双耳。”(同上)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终于揭开了中国酒史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华酒文化的瑰宝，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钥匙。杏花村人工谷物洒的出现，是人类酿酒史上继人工果酒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能够深刻认识自然、能动改造自然的光辉成果。人工谷物酿酒的酿造从原料、器具到技术，都脱离了自然酒和猿酒的落后状态，而全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由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因此，酒作为物质文化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玉出昆仑，凤鸣岐山。中国酒文化的诞生地出现在山西杏花村并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这方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称，“物阜民勤、人杰地灵”之誉。最早的“中国”在这里诞生、奠基，华夏文明的基因血脉在这里萌发、传承、凝聚。因处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山西，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春秋时期为晋国之地，故简称晋。是出现在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活动于晋南，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巾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长冶一带。汾阳地处晋西，1万年前，夏氏族先民在此繁衍旺盛。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环境优越。明《汾州府志》称，汾州(即今汾阳)“左带汾河，右阻金锁，前控离石，背倚汤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阳2600多年的建县史上，汾阳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长达1500余年。从本县另外四处仰韶文化遗址(裕道河遗址、段家庄遗址、任家堡遗址、北垣底遗址，其中裕道河遗址和段家庄遗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酿酒的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出土的遗物来看，远在6000年前，这里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了较为普遍的酿酒活动(详见《汾阳县志))812—813页)，确是中华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无独有偶。198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二组出土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的陶质酒具，计有5只小酒杯、4只高脚杯和1只酒葫芦；1998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出土了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陶质温酒器；1999年江苏新沂市小徐庄出土了6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的10只陶酒杯、1只陶壶和一批盛酒、接酒、温酒、注酒的陶质酒具。(分别见《宝鸡日报))1988年9月1—日、《华夏洒报))1998年8月12日、2000年1月19日。)这些酒具与杏花村遗址的6000年前酒具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原始先民酿酒、饮酒、用酒器具的完整体系，展现了中国酒具初创时期的古朴光华。它们的重见天日，进一步佐证了我国在6000年前就发明了人工谷物酒的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化(其中包括中华酒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观点。杏花村汾酒，已经在中华酒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杏花村遗址山土的文物真实地记录了汾酒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过程。该遗址第三、四、五、六阶段，分别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干仪狄造酒时期)、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相当于杜康造酒时期)以及夏代的器具，其中酒器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除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外，还有浸泡酒料的泥质大口瓮，蒸熟酿酒用粮的甑、鬲等，盛酒器壶、樽、彩陶、罐以及温洒器等(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在该遗址第七、八阶段的商代器物中，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显著增多，而且出现了商代早期(约4000年前)的饮酒器玄纹铜爵(916)。这只爵和3件盛酒器彩陶罐现存汾酒博物馆。这些器物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纹饰秀丽，工艺水平已较前几个阶段有了显著提高。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酒器形成期。商周青铜酒器并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反映了商周时代不可逾越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其纹饰、造型、铭文，不仅体现了奴隶社会的礼制观念，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给后来的雕刻艺术、书法艺术带来了很人影响，是古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杏花村遗址发现的玄纹铜爵，就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同址中能够同时出土如此精美、如此数量多的酒器，它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商代杏花村酒的数量明显增多，这一带饮酒风气很普遍；二是杏花村酒的质量明显提高，“美酒配美器”、“好马配好鞍”，洒器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必然地反映了酿酒工艺水平和酒品质量已经提高，在全国同时代酒品中已经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平。商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大国之一。当时，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农耕规模和粮食收获量迅速提高。青铜器特别是青铜酒品工艺精湛，式样考究，品类繁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曲的发明和应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将霉菌和酵母菌应用于酿酒生产的国家之一。制酒工艺的进步、酒类品种的增加和饮酒风气的盛行，都使商业酒类较前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巾，汾酒从中国酒文化的母体中呱呱坠地于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杏花村，当是历史的必然。有人也许会问，当时的汾酒与现在的汾酒能一样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无论是酿造工艺，还是酒度和香味特征都有着大壤之别。我们还是先打个比方来说明问题，譬如一个婴儿与一个成年人相比，无论是其生理、心理的发育状态，还是体力、智力、丁作能力等方面，也都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总不能否认这个成年人正是从这个婴儿一步步长大成人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个成年人正是始于它在母腹中孕育时的胎儿。没有这个胎儿、婴儿，也就没有这个幼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没有当时的汾酒，当然也就没有南北朝时期的以“清”为特色的汾酒，就没有隋、唐、宋、辽、金、元以“干和”工艺称雄酒坛800年的汾酒，就没有明、清、民国一直到现在的清香型汾酒。所以我们说汾酒始于仰韶文化时期是符合事物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客观规律的。我们还可以从酒度和色香味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到了商周时期的汾酒仍属于黄洒，同现在的蒸馏酒汾酒相比，度数显然要低，但它比仰韶文化时期的水酒度数要高得多。况且酒度低了就未必不好，传统的65度汾酒是国家名酒，尔后研制成功的53度汾酒和38度汾酒同样被评为国家名酒。我们还可以设想，随着国内外白酒酿造向低度化的发展，汾酒以后还会进一步降低度数，甚至还会“返璞归真”，同杏花村酒的度数差不多。至于说色香味，杏花村酒虽然与现在的汾酒相差很大，但是，它在酿酒业已经很发达的殷商时期能够出类拔萃，这就是说，当时汾酒的色香味已经很不错，现在汾酒的色香味只是在仰韶文化时期汾酒基础上的发展、完善和提高，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当然构成了始末关系。当然，从当时的汾酒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在尔后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在中国酒文化的哺育下，经过了若干个发展阶段，终于到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时代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国家名酒，并载人了那个朝代的“史记”——二十四史之—的《北齐书》，开始了长达1500年的辉煌名酒史。（来源：摄影艺术分享）
古人喝酒也是有讲究的
明人冯时化著《酒史》，曰：“酒自仪狄、杜康始。”将仪、杜两位古人奉为酒的创制始祖。早在汉代就有“酒榷”之说，《黄帝内经·素问》曾云：“以酒为浆”，说明酿酒的历史特别悠久。至《吕氏春秋》和《战国策》等著作，则已开宗明义地说酒于夏禹时期就被酿制了。
我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几乎就是一条由酒液流淌成的璀璨长河。古语云：“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又说：“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古今智者，大多是从一醉方休的境界中认识世界，彻悟人生，修炼自己的品性。
酒令人爱，因为酒有特别之处。酒乃“春”也，所以古人亦常以“春”命酒名。司空图《诗品·典雅》云：“玉壶买春，赏雨茆屋。”买春即买酒也。酒的酿造工艺精妙绝伦，酒的清澈使人留连忘返。卢克莱修说：“当酒浸入身体时，四肢变得沉重；两条腿迈不动，索索发抖；舌头打结，神志不清；目光游移不定；喊叫，打噎，争吵。”贺拉斯又说：“圣贤纵酒作乐，也会表现出忧虑并暴露内心秘密。”由此可见，酒又是一种催化剂，一种情绪的催化剂。通过饮酒，平素深藏于心底的快乐忧愁都一一迸发出来。贺拉斯的另一句话是，“再强的智力也敌不过酒力。”讲的大概就是这种催化作用。
在酒面前，每一个人，哪怕滴酒不沾的人，也会被莫名地催化，乃至于会被感化。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感化下，才有古人所云“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这样的结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感化下，桑贝尔才会在饮酒间将暗杀恺撒大帝的计划和盘托出。饮酒之致，妙在品酒的性情上。清程世爵撰有《笑林广记》一书，收《酒品》一文，文曰：“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间月下，曲水流觞，一杯轻醉，酒入诗肠，此之谓儒饮，如雅人蕴藉一般。二三良友，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浅斟，此之谓仙饮，如瑶池醉月一般。礼席丰筵，繁文缛节，终日拘挛，惟恐僭越，此之谓囚饮，如拘禁罪囚一（文章来源：华夏酒报·酒业新闻网）般。杯不厌大，酒要满斟，持筹呼马，大肆鲸吞，此之谓驴饮，如行路渴驴一般。冠袍带履，坐分昭穆，让箸举杯，纳身轨物，此之谓葬饮，如衣冠敛葬一般。倒地谩骂，呕哕成渠，僵卧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谓尸饮，如饿莩倒卧一般。”儒饮、仙饮、囚饮、驴饮、葬饮、尸饮，种种，饮酒的学问居然如此之大，恐怕是连许多饮酒人也是浑然不知也未曾注意过的，其实这才是它的乐趣所在。真正的饮酒人，就应该是酒席上的得道中人。
较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饮酒有酒礼。传说，钟毓和钟会幼时，一次，都以为父亲睡着了，遂邀约偷喝酒。其实父亲并未熟睡，不过是想窥视他们兄弟二人偷喝酒时的情状。父亲发现，毓喝酒，“拜而后饮”，会则“饮而不拜”。于是各问其缘由。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而会则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这个典故很有趣，言外说明古人饮酒时都讲究一定的礼节。这种礼节，使饮酒成为一种仪式。于是，饮酒也便成为一种庄重的活动，不能失礼。这种礼节，使饮酒成为文明进程或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如今，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都还保存着酒礼这一习俗。比如彝族饮酒时唱《酒礼歌》、苗族给客人喝拦路羊角酒，都是隆重的礼节。可以说，在饮酒活动中，酒礼是一种秩序，由于有种种约定，也算是一种无形的规则。
佛教为酒罗列过十大罪状：一、颜色恶；二、少力；三、眼不明；四、现嗔相；五、坏业资生；六、增疾病；七、益斗讼；八、恶名流布；九、智慧成少；十、坏命终，堕诸恶道。这些说法不免有些过激。但若不晓酒性、不明酒品、不懂酒礼，却终年酗酒以度日而无所事事，其愚蠢之极，则实难苟言。
一个想与酒套近乎的人，应该真正地对酒和饮酒有了明朗的认识之后，才一本正经地去学饮酒。
“酒是一个人的智力测验，一个酒量大的人，决不会是傻瓜。”叔本华这句话，或许道出了饮酒的真谛。
戏谈古人酒品
国人对酒情有独钟，古今因酒而留下的佳话佳句数不胜数，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的酒品如何。有“斗酒十千恣欢谑”的诗仙李白，他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壮志倾倒了古今多少仁人志士，也能推测出李白的酒品应该是豪爽、洒脱型的，估计也是个话唠，滔滔不绝的演说者。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一代枭雄曹操，他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此公酒品应属上乘，只喝不言者。有甘愿清贫，不为“五斗米折腰”把酒“隔篱唤舍翁”畅饮自家佳酿的陶渊明。有“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一生郁郁不得志的诗圣杜甫，在穷困潦倒之时忧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呼声，让后人为之敬仰。人品让后世传诵。
酒品的好坏，也许真的和人品一样。
喝酒细腻的人，办事也一定细致、周全，有根有派。
喝酒豪爽之人，做事肯定不那么仔细，毛手毛脚的，整不好自己先醉了。
喝酒先慢后快是受气氛的感染，喝酒先快后慢是受酒量的制约。
较烦喝酒偿奸的人，就知道跟领导喝，咣咣干，还替领导喝，典型的小人像。
民族的历史可以说与酒息息相关，酒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许酒文化正是从酒品中演变而来的也说不定呢？
古人饮酒之禁忌
人饮酒，有许多忌讳，如：酒不可杂饮，即一次喝多种酒。宋代人陶谷在所撰《清异录》中说：“酒不可杂饮，饮之，虽喜酒者亦醉，乃饮家所深忌”。这很有些道理。因为各种酒含的成分不同，混杂饮用，有些成分比例不适，可能会使人感到难受。
“醉当风卧，以扇自扇，成恶风。”（《千金要方》）很有道理。人醉酒后，皮肤血管扩张，内卫能力降低，贪凉极易罹病。
“醉以冷水洗浴，成疼痹”（《千金要方》）不要说以冷水洗浴，即或是以热水洗浴，也是危险的。因为人喝酒后，体内贮存的葡萄糖在洗浴时会被体力活动消耗掉，使得血糖大大降低，体温急剧下降，而酒精却抑制了肝脏的正常活动，阻碍体内葡萄糖贮存的恢复，不仅仅是“成疼痹”，不会危及生命。
酒“与姜、蒜同饮，即生痔也”（《本草纲目》）民间有“喝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的说法。姜、葱辛辣，可以加速酒的反应，使人致醉。但说“生痔”，则论据不足。
民谚：“抽烟喝酒，一口顶两。”这也很有道理。烟草中所含成分，特别是尼古丁，毒性大，且易溶于水，更易溶于酒精。人饮酒后，血液循环加快，尼古丁会随着酒精更快更多的进入血液中，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除上述忌讳外，还有：吃马肉炖猪肉饮酒，饮后睡觉，大忌；酒不可与龟肉、果子同食；吃生菜不宜饮酒；米酒不可合乳同饮，饮酒不宜吃绿豆粉、饴糖等等。这些禁忌，有的显然不对，有的是否有道理需进一步探讨。
人饮酒，有许多忌讳，如：
酒不可杂饮，即一次喝多种酒。宋代人陶谷在所撰《清异录》中说：“酒不可杂饮，饮之，虽喜酒者亦醉，乃饮家所深忌”。这很有些道理。因为各种酒含的成分不同，混杂饮用，有些成分比例不适，可能会使人感到难受。
酒“新者有毒，陈者无毒”（《本草逢原》）新者，指刚酿出的酒；陈者，指经陈放后的酒。新者有毒，这个说法至少不准，但因未经陈放，味道并不美好是真。
“醉当风卧，以扇自扇，成恶风。”（《千金要方》）很有道理。人醉酒后，皮肤血管扩张，内卫能力降低，贪凉极易罹病。
“醉以冷水洗浴，成疼痹”（《千金要方》）不要说以冷水洗浴，即或是以热水洗浴，也是危险的。因为人喝酒后，体内贮存的葡萄糖在洗浴时会被体力活动消耗掉，使得血糖大大降低，体温急剧下降，而酒精却抑制了肝脏的正常活动，阻碍体内葡萄糖贮存的恢复，不仅仅是“成疼痹”，不会危及生命。
酒“与姜、蒜同饮，即生痔也”（《本草纲目》）民间有“喝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的说法。姜、葱辛辣，可以加速酒的反应，使人致醉。但说“生痔”，则论据不足。
民谚：“抽烟喝酒，一口顶两。”这也很有道理。烟草中所含成分，特别是尼古丁，毒性大，且易溶于水，更易溶于酒精。人饮酒后，血液循环加快，尼古丁会随着酒精更快更多的进入血液中，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除上述忌讳外，还有：吃马肉炖猪肉饮酒，饮后睡觉，大忌；酒不可与龟肉、果子同食；吃生菜不宜饮酒；米酒不可合乳同饮，饮酒不宜吃绿豆粉、饴糖等等。这些禁忌，有的显然不对，有的是否有道理需进一步探讨。
真正的茅台酒产自哪里
随着茅台酒厂不断地扩产能、增品类、实行“一品为主，多品开发”发展战略，市面上来自茅台酒厂的酒品越来越多。就连一些经销商也不免心生迷糊，到处求解。其实，“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是一个很大的企业概念，它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等近20家企业构成，所涉足的产业领域包括白酒、啤酒、葡萄酒、红酒、证券、银行、科研等。实际上，真正的茅台酒厂产品只有9个品牌：茅台酒、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神舟酒、名将酒、财富酒、灿烂人生酒、仁酒和华窖酒，均出自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前三者是消费者在市面上常见的酒品，尤其是“飞天”和“五星”商标的茅台酒自去年已被市场一度炒高，至今没有回落的迹象。有人透露，后6种酒基本都是不上架的，即没有条形码，不进商超，只能订购或专供。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等八家公司共同发起，并经过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函字291号文件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营贵州茅台酒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进行饮料、食品、包装材料的生产和销售，防伪技术开发，信息产业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1997年，原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改制成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拥有的茅台酒生产、销售等业务划归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其自身则作为集团公司统管集团成员的生产、业务等各方面的工作。
古人对酒的十三种称呼
白酒文化悠久，内涵丰富。除了现代称之为白酒，在我国古代，白酒还有一些其他或文艺或有趣的称呼。
“欢伯”
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为欢伯。此别号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中。
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
“扫愁帚”，“钓诗钩”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后便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般若汤”
佛教徒用的隐语。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
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绿蚁”、“碧蚁”
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曲生”、“曲秀才”
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
“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
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
“天禄”
语出《汉书食货志》，“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
“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平原督邮”则是坏酒的隐语。
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
“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从事”、“督邮”，原为官名。因为青州境内有齐郡，齐与脐同音，凡好酒都是酒力下沉到脐部的，从事又是美职；而劣酒则不下肚，至横膈膜为止，平原有鬲县，与膈同音，督邮又是贱职，故以此为喻。
“清圣”、“浊贤”
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白酒文化贯穿古井，无数文人墨客无不对其挥洒墨汁，历来也被赋予无数的美称，除以上之外，还有玉液，流霞，红友，绿醪，金波等别称。（来源：好酒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