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酒的记载。酒不仅仅是一种令人逸兴抟飞的饮品,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酒就承载着诸多重要的社会功用,诸如用于祭祀、用于各种庆典仪式、用来疾病以及调味等。随之而产生的,便是与酒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从一些与酒有关的古文字字形里可以窥其一斑。“酒”跟“酉”初其实是一个字。甲骨文“酉”有很多种写法,如、、、、等,尽管模样有差异,但都像是一个盛酒的容器;有时甲骨文“酉”字还加上表示酒滴儿的三点,作、等,这便成了“酒”字。金文还有将酒滴置于酉器之中的写法,如等,这种写法更加强调了酒滴和酒罐的实际方位关系。甲骨文“酉”的字形底部多为尖形,据此有人认为当时的盛酒器多用兽角制成,如牛角、犀牛角等,因其表层坚硬、内部空心而被用来盛放酒。所以后来一些表示饮酒器的字形多从“角”,如觚、觯、觞、觥等。后世小说中有所谓“一角酒”的说法,这可能就是古代用兽角制作酒器的遗留。当然,“酉”的甲骨文字形底部也有圆形的,如、等,这表明一些酒器应当是用陶土制成或者用青铜等金属铸造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手工制造技艺的发展。“酉”字在甲骨文中既表示酒,又被借去表示十二地支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明确的分工。
适时、适度地饮酒,能够助谈兴、添乐趣,活跃气氛。酒能壮胆,因为在一定程度的酒精作用下,平时或压抑或控制着的非本性的因素消失了,本性可以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于是借着酒兴,艺术家们亢奋、激昂,情致高涨,出现平时所未有的创作状态。
绘画是写形表意的艺术,它既不能脱离形似,又必须传达画家的思想情绪;画的全部技艺,只凭一枝毛笔。因此,它和书法一样,通过手来反映心灵。所谓得手应心,是以娴熟的技巧来撩拔心绪论;所谓得心应手,以心有所感而寄情笔墨。只有心手的高度统一,才能产生上佳的作品。和书法稍不同的是:绘画受形象的束缚。尽管理论上要求“得意忘形”,要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要求“逸笔草草”,然而,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画家以酒壮胆,在酒后纵情涂抹,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原因是:(1)酒能引发创作热情,当情绪高涨时,也是画家处于宣泄感情的较佳状态,所谓的胸中块垒,一吐为快是也;(2)此种情绪,此种状态,能够把平生积聚的技巧上升到满期和,是时,技巧上左右逢源,意境上心手相应,便有超常的发挥;(3)酒力增加胆识,平时所想而不敢为的,此时可理直气壮地为之,轻而易举地越过诸多障碍。形象的观念淡去了,情趣的意识清晰了,“得意忘形”,意得微醉里,形忘豪饮后,于是“逸笔草草”写出了画家人情、人性、人格之真。
当然,不是每一位画家都是好饮、善饮的酒徒,也不是每一位画家都能够在酒中找到灵感。而且,画家酒后挥毫,也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量而异;有微醉薄醺入画者,有豪饮狂醉入画者,更有点酒不沾入画者。但是,酒作为一强烈的兴奋剂,激发画家的创作热情,帮助画家进入较佳创作状态却屡见不鲜。酒后产生的佳作,一*画家的水平,二要有可资引发的情绪,三需要画家好饮善喝。一个不会喝酒,或者一杯下肚就醉得不知东西南北的画家,再好的酒也激发不出灵感。
纵观历代画家与酒的关系,有类似阮籍、刘伶者,他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寄于画里,多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类似陶潜者,他们在陶潜建立的隐逸范式中,把酒和画紧密联系起来,虽然游离于社会,但对的绘画审美,对绘画史的贡献,功莫大蔫。
道教是现存的宗教中的本土宗教,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与传统文化浑然交融为一体,但又具有自己的风骨与特色。
早在道教形成之前,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我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色。远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职,称为“酒人”。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现在出士的殷代古墓随葬品中多有酒具,也是这种事实的照。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仍然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神职。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治首即称“祭酒”。祭酒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说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职能与原来的祭酒有相通之处。后来,道士的称谓有了很大的变化,祭酒只成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道教经书《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说:“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天真道士、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阶。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士的言行,不使陷入邪恶的条规。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现存较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金代全真道出,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戒》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此时的一些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例如《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作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的规定。道教历代仙真、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较初即与酒有关。八仙之名从晋代即有,人们对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称为八仙。在唐代,人们盛称的八仙,在名义上乃因共好酒而成挚友的八位士大夫,是指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把他们叫做“酒八仙人”。他们的酒友诗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更是哙炙人口:“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至于今天较流行的八仙说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础上历代不断编撰,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的。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说的八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即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八仙。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传说被全真道教奉为祖师的吕洞宾在唐未、五代之际,少习举业,两举进士不第(一说唐文宗开成二年即837年始成进士,一说唐懿宗威通三年即862年六十四岁时始成进士)。后游长安,在酒肆中遇钟离权祖师,经过“十试”,得受长生久视之术而成仙。金代道士王重阳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他出身在陕西威阳大魏村富户,早年习文,入府学,后改而习武,于金天眷初(1138年)曾应试武举,考中甲科,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然长期任征酒小吏?卒未能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年)四十八岁时,自称于甘河镇酒肆中遇异人,饮以神水,授以真诀,自此假装疯颠,自号“王害风”,弃家入终南山南时村穴居修炼,号所居处为“活死人墓”,开始了他立宗创教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知名道士李涵虚是丹道西派创始人。史载他自小颖悟,年青时善琴、嗜酒,陶醉于诗词文赋之中,堪称诗酒中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轻·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①酿酒浪费粮食“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制”。②损害身体健康。“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伤损阳精”,“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③影响正常工作。酒醉之后“买卖失职”,“或早到市,反宜乃归”。④危害家庭。因酗酒“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⑤影响社会乃至天地气。酒醉之后,“或为奸人所得”,“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总之,酒的害处是很多的,“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鉴于此,该经还规定了对酗酒者的惩罚办法是鞭笞和贬降:“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对作酒、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舍:“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因为酒属水,建筑属土,以土治水,以补其过:“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当然,对远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药、酒可通”者,或“祠祀神灵”者用酒是不在受罚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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