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古为蜀国、蜀州,酿酒历史悠久。据汉代古辞《蚕丛国诗》曰:“川产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这首古诗生动地描绘出在西周末年至春秋之间,成都平原的先民辛勤劳作、黍稷丰收、酿酒敬老的美德。先秦时酿有“清酒”。汉代酒业较兴盛,如成都城郊出土汉代画像砖中,有《酿酒图》、《宴饮图》、《酤酒图》、《酒肆图》等,充分说明民间酿酒、饮酒的风习。三国时,章武年间刘备在成都“禁酒,酿者有刑”。唐代酿有“生春酒”列为贡品。当时成都酒品颇受文人名士所青睐,杜甫曰:“蜀酒浓无敌”,又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张籍曰:“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李商隐曰:“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乃是卓文君”,又说“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雍陶曰:“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薛涛有“浓酒属闲人”的诗句。宋代酿有酒品较多,张能臣在《酒名记》中有“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锦江春、又浣花堂”等名酒。熙宁年间酒课高达“四十万贯以上”,为我国第二大产酒地区。元代酿有“刺麻酒”。明代酿有“白酒”、“万里春”酒。彭作宾诗曰“万里桥西呼白酒”。又《酒谱》载:“范至能酒于成都,用八桂法,名万里春”。明末清初,陕西王姓客商开店自酿自卖酒品。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姓三代孙在东门外水井街建“福升全酒坊”,引“薛涛井”水酿制“薛涛酒”,颇著称于世,李汝珍《镜花缘》中将“成都薛涛酒”列入我国50余种名酒之中。冯家吉诗曰:“枇杷深处旧藏春,井水留春不染尘。到底美人颜色好,造成佳酿较熏人。”酿酒作坊曾达30余家。道光四年(1824)在城内水花街开辟分号,名为“全兴成”,所酿之酒名为“全兴大曲”。1951年改建为成都酒厂,承袭传统工艺,继续生产全兴大曲,1989年易为现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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麸曲白酒是,新中国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酒类。麸曲白酒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五十年代初,烟台白酒操作法的总结和推广,推动了整个白酒酿造技术的进步。当时总结的四句话:“麸曲酒母、合理配料、低温发酵、定温蒸烧”,一直指导着麸曲白酒生产和科研的进行。从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对麸曲菌种的研究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第二阶段,六十年代,辽宁凌川试点揭开了麸曲优质酒生产的新篇章,当时对生香酵母的分离、培养及使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筛选的某些菌种,至今仍延用。从此后,用麸曲搞优质白酒在全国掀起高潮。63年第二届评酒就有4个夫曲酒获奖;79年第三届有6个酒获奖。84年第四届有八个酒获奖,88年第五届有17个酒获奖,占获奖总数的32%,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金奖。但在浓香、清香、酱香这三大香型国优酒中都有麸曲酒新成员。从三届起历届评酒都把麸酒单列编组,这就等于承认,麸曲酒是优质酒中的一个新类别。第三阶段:进入八十年代,的研究应用成了中国名优白酒酿造工艺研究的一个主题。所以把分离培养后用于麸曲优质白酒酿造,对提高麸曲酒的质量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在这方面工作成绩突出的是贵州轻工所,他们从高温大曲中分离出的十几种,人工培养后用于麸曲酱香型酒酿造,按此工艺生产的筑春酒,黔春酒第五届评酒双获国优酒称号。第四阶段,进入九十年代,专业化生产阶段。即麸曲酵母,被专业化生产的固体糖化酶,固体酵母所代替,可以说是普通麸曲白酒的一次革命,这套工艺简便可行,出酒率高,成本低,便于小型酒厂采用,促进了全国几万个小酒厂的大发展。
据传,洋河大曲在唐代就已享盛名,尚可考证的历史已有四百多年,明末清初已闻名遐迩。当时曾有九个省的客商在此设立会馆,省内外七十多位商人客籍于此,竞酿美酒,使洋河镇的酿酒业更加兴隆繁盛。据《泗阳县志》记载,明朝诗人邹辑在《咏白洋河》中写到:“白洋河下春水碧,白洋河中多沽客,春风二月柳条新,却念行人千里隔,行客年年任往来,居人自在洋河曲”。清雍正年间,洋河大曲已行销江淮一带,颇受欢迎,有“福泉酒海清香美,味占江淮家”之誉,并被列为清贡品。清代同治十二年编纂《徐州府志》载有“洋河大曲酒味美”。又据《中国实业志·江苏省》说:“江北之白酒,向以产于泗阳之洋河镇者,国人所谓‘洋河大曲’者,即此种白酒也。考洋河大曲行销于大江南北者,已垂二百余年之历史,厥后渐次推展,凡在泗阳城内所产之白酒,亦以洋河大曲名之,今则‘洋河’二字,已成为白酒之代名词矣。”
西蜀文化古城绵竹,素有酒乡之称,这里是中国名酒剑南春的故乡,也是川酒发源地之一。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考证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蜀酒探源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在巴蜀大地上,有一条成U形的名酒带,勤劳智慧的巴蜀先 民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巴蜀文化。座落在这条名酒带的绵竹,酿酒历史已有四千余年,广汉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酒具和绵竹金土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以及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等文物考证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晋书》等史书记载都可证实:绵竹产酒不晚于战国时期。盛唐华彩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始终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唐朝,百业兴旺,绵竹成熟酿酒技艺下诞生的“剑南烧春”(唐代,绵竹属剑南道而得名)倾动朝野。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对天下名酒记载道:“酒则有……乌程之若下,剑南之烧春……”,剑南烧春更作为宫廷御酒而被载于《后唐书·德宗本记》。这是载入正史的四川名酒,也是中国至今尚存的唐代名酒,是绵竹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据黄葆真《事类统编》载曰:“为生春,《德宗本记》剑南贡生春酒。”宋业为继时至宋代,绵竹酿酒技艺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酿制出“鹅黄”、“蜜酒”,其中“蜜酒”被作为独特的酿酒法收于李保的《续北山酒经》,被宋伯仁《酒小史》列为名酒之中。明代徐炬《酒谱》中记载:“西蜀道士杨世昌造蜜酒。”蜜酒鹅黄的出现,不仅形成了一个名酒系列,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也为中国酒文化史留下了千古美谈。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绵竹道士杨士昌的趣闻,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等许多文坛佳话蕴于其中。在宋代,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还为南宋抗金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宋会要》记载:南宋初年,为了筹集军费抗击金兵,时任川陕巡抚处置使的绵竹人张浚从绵竹兴旺发达的酿酒业和大额的酒税上得到启发,于建炎三年(1129年)实施“隔槽酒法”,鼓励民间纳钱酿酒,次年便使四川酒税由过去的缗钱140万缗猛增至690万缗。此法前后施行了七十余年。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大大缓解了南宋王朝困难,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绵竹酿酒业为代表的四川酒业在这段历史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明清中兴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导致了绵竹农业荒芜,经济萧条。依附于农业发达而产生的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受到巨大威胁。直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才逐渐恢复,出现了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宦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谓“一笑市人谁知我,醉来高卧酒家楼”,并夸口尝尽天下名酒,是个十足的饮酒行家。他说自己“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清末,绵竹酿酒作坊已有上百家,大曲坊已增到18家,绵竹商贸因此更为昌盛,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清诗人李锡命《咏绵竹》)的繁荣景象。天下知名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绵竹酒业又有了一番新的风姿。 1911年,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1928年再度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12家大曲酒作坊的产品,又获四川省酒类奖;1932年,四川省举办次名产品展览会,绵竹提供了多种产品送展,其中“恒丰泰”酿造的绵竹大曲酒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一番轰动。当时一诗人曾为绵竹的酿酒家题词:“百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据《绵竹县酒类调查表》记载:至1941年,全县酿酒作坊已多达200余家,产酒二百余万公斤。从1913年绵竹“义全兴”大曲坊在成都开店销售绵竹大曲,至1949年,专门经营绵竹大曲的酒庄、酒行、酒店已达50余家,绵竹大曲被称为成都“酒坛一霸”。而且还销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台湾《四川经济志》称:“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
西凤酒历史悠久,据初步考证,其始于周秦,盛于唐宋,据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远在西周初期,雍水河中游一带,柳树成荫,田间平整,水波浮影,风景秀丽,遂将此地称为柳林。江唐时期,柳林西接秦陇,南通巴蜀,东连长安,为关中西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设有驿站在客铺货栈,商贾云集,起名叫柳林铺,系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道和古老集镇。自汉代起,始有酿酒作坊,到唐宋,酿酒业已初具规模,明清以来酿酒作坊发展很快,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仅柳林镇就有酿酒作坊27家,相当于凤翔县酿酒作坊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佳酿之地,必有名泉”。柳林镇的酿酒业之所以古今兴旺,长盛不衰,实赖本地优良的水质、土质等宜于酿酒。据《史记.秦本纪》载,位于秦都雍城以西18里处的柳林,有一神泉,水味甘美,泉水喷涌如注,故名“玉泉”。百姓每遇疾病,即求饮玉泉之水,病患便随之而解,用此泉水所酿造的柳林酒,醇香典雅,甘润挺爽,在当时已被称为绝高佳酿,与秦国俊马一同被称为“秦之国宝”。在柳林镇西侧的雍山,山有五泉,为雍水河之源头,其源流从雍山北麓转南经柳林镇向东南汇合于渭水,其流域呈扇形扩展开来,地下水源丰富,水质甘润醇美,清洌馥香,成酿、煮茗皆宜,有存放洗濯蔬菜连放七日不腐之。经化验测定水质属重碳酸盐类钙细工型。用它作酿造之水,非常有利于曲酶糖化;加之本地土壤属黄棉土类中的[土娄]土,适宜于做发酵池,用来作敷涂窑池四壁的窖泥,能加速酿造过程中的生化反应,促使脂酸的形成。这些,都是酿造西凤酒必不可缺的天赋地理条件。凤翔,古称雍州,为成周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是古代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人类在这里从事农业活动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是黄河流域上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相传周文之时“凤凰集于歧山,飞鸣过雍”;春秋时代秦穆公之爱女弄玉喜欢吹笛,引来善于吹 萧的华山隐士萧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唐萧宗至德二年(757年)取此意将雍州改名为凤翔。先秦19位王公曾在此建都,历时294年,历史上曾是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秦建都以后的各个朝代,均为州、郡、府、路之治所,故又有“西府”之称。这里自古以来盛产美酒,尤以凤翔县城以西的柳林镇所酿造的酒为上乘。到了汉代,雍城的酿酒业发展更快。汉朝自高祖至文景帝之祭五[田寺]活动,曾19次到雍地举行,“百礼之会,非酒不行”,耗酒量甚巨,自宫廷而至达官贵人“日夜饮醇酒”;民间婚丧嫁娶,请客送礼,无不用酒。酒的产量和制酒工艺日见提高,民间制曲技术亦有长足进步,进而逐步改进酿酒设备,遂开始了用文梁作原料,用大麦、豌豆做曲的蒸馏酒的酿造,于是烧酒开始问世,此种白酒便是西凤酒的早期前身,当时凤翔所产的白酒已颇有名气。唐初,凤翔城内酿酒作坊更多,柳林、陈村等集镇酒业尤为兴隆。唐高祖武德九年(618)凤翔城内的“昌顺振”作坊即已创建,成为陕西早的民间私人酿酒作仿。唐贞观年间,柳林酒就有“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赞誉。多少世纪以来,以其精湛的酿造技艺和独特风格著称于世,以“甘泉佳酿”、“清洌琼香”的盛名被历代王室列为珍品,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名酒中的“瑰丽奇葩”。至近代方取名“西凤酒”。今天,民间仍流传着“东湖柳、西凤酒、妇女手(指民间许多手工艺品出自妇女之手)”的佳话。宋初,凤翔城内设置酿酒作坊多处,乡间里闾酿酒者极多,以所定岁课纳税,税利较大。所收之遗利,以助边费。宋仁宗时,实行官方卖曲,了酒业的发展,官失其利,民亦不便。北宋嘉佑七年(1062),苏东坡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对凤翔酒业发展颇为关注,在《上韩魏公证场务书》中指出,凤翔为全国的郡地之一,为生产陕西名酒的地方,如果限制酒业发展,便失去了税源,实在是国家财政上的巨大损失。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允许民间制曲酿酒,由官方收税,于是凤翔的酒业得以兴旺发达。酒税也成为当时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苏东坡任职凤翔期间,引凤翔泉水,移竹艺花,树柳植荷,增亭设榭,筑台添轩,修葺东湖,建成了的“喜雨亭”,落成之日,曾邀朋欢盏,举酒于亭上,饮用的是柳林美酒,并留下了惊世名篇《喜雨亭记》。苏东坡还在《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杯子由》一诗中用“花开酒美曷不醉,来看南上冷翠微”的佳句赞美了柳林酒,至今东湖还有墨迹尚存,伎之盛名日彰,被称为“凤翔橐泉”。明代,凤翔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酿酒业大振,仅柳林镇一带酿酒作坊已达48家。过境路人常“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柳林美酒为乐事。清咸丰、同治年间,凤翔县城与柳林镇等地酿酒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清宣统二年(1910)西凤酒曾代表名产参加了南洋劝业赛会,荣获银质奖。民国四年(1915),西凤酒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大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声名大振。民国十八年(1929)兴盛德作坊所产的西凤酒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又获得二等奖。之后,西凤酒逐名膺世界,为中外所称颂。的1952年,在全国首届评酒会上,西凤酒被称为全国四大名白酒(茅、泸、凤、汾)之一。之后,西凤酒又多次荣获世界及国内各项比赛大奖,名扬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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