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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人喜欢饮酒，但酒恰很好，喝得醉如烂泥或乱发酒疯的是极少数的。原因很多，其中较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基本上把酒当作药物来看待。厦门俗语“小酒小人参”，适量的酒对人的健康，尤其是对老人和产妇，是有益的。因此，厦门过去有名的酒是药酒，“春生堂”、“万全堂”、“松筠堂”都是以酿制药酒知名的。时至今日，厦门酒厂的“固本药酒”仍非常畅销。就连高粱酒和米酒，厦门人也首先从药性来看待它们。高粱酒是“凉”性，败火；米酒则“热”性，易上火。火牙痛，几口厦门高粱，第二天居然也就好了。还有许多人家，自己买来中药，用酒浸泡，每晚一小杯，长年饮用，健补身体。至于逢上“霜降”、“立冬”、“冬至”、“清明”等节令，那更是非要喝上两杯药酒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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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酒或百日酒：各民族普遍的风俗之一。生了孩子，满月时，摆上几桌酒席，邀请亲朋好友共贺，亲朋好友一般都带礼物，也有的送上红包。
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多厄难，就要把他送到附近的寺庙里，作寄名和尚或道士，大户人家则要举行隆重的寄名仪式，拜见法师之后，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并邀请亲朋好友，三亲六眷，痛饮一番。
寿酒：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一般在50、60、70岁等生日，称为大寿，一般由儿女或者孙子，孙女出面举办，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
上梁酒和进屋酒：在农村盖房是大事，盖房过程中上梁又是较重要的的一道工序，故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房子造好，举家迁入新居时，又要办进屋酒，一是庆贺新屋落成，并志乔迁之喜，一是祭祀神仙祖宗，以求保佑。
开业酒和分红酒：这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店铺开张之时，老板要置办酒席，以志喜庆贺；店铺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时，要办分红酒。
壮行酒，也叫送行酒：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在战争年代，勇士们上战场执行重大且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们都会为他们斟上一杯酒，用酒为勇士们壮胆送行。
俗称过年。汉武帝时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春节期间要饮用屠苏酒、椒花酒（椒柏酒）；寓意吉祥、康宁、长寿。
“屠苏”原是草庵之名。相传古时有一人住在屠苏庵中，每年除夕夜里，他给邻里一包药，让人们将药放在水中浸泡，到元旦时，再用这井水对酒，合家欢饮，使全家人一年中都不会染上瘟疫。后人便将这草庵之名作为酒名。饮屠苏酒始于东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这样的记载：“屠苏酒，陈延之《小品方》云，‘此华佗方也’。
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饮用方法也颇讲究，由“幼及长”。“椒花酒”是用椒花浸泡制成的酒，它的饮用方法与屠苏酒一样。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宋代王安石在《元旦》一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周庚信在诗中写道：“正朝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吐随铭主，椒花逐颂来”。
我国是白酒的发源地，酒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各个地方的饮酒习俗也不一样，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就那厦门来说，厦门人很喜欢喝酒，但不是随便的去喝，更不会出现喝的烂醉如泥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厦门人把酒当作药物来看待，厦门俗语“小酒小人参”,适量的酒对人的健康,尤其是对老人和产妇,是有益的。过去在厦门有名的就是药酒，时至今日，厦门酒厂的"固本药酒"仍非常畅销。就连高粱酒和米酒,厦门人也首先从药性来看待它们。
厦门“老酒”指糯米酒,多是龙岩的“沉缸”或福州的“蜜沉沉”。糯米酒度数低,营养高,含糖分,易入口。产妇作月子,一天至少要喝两次，厦门的产妇在煮鸡鸭鱼肉之类的营养品时，也往往会在其中掺进“老酒”。还有就是还在在十三四岁“转大”后，父母也会买中药田七炖鸡给孩子吃,而且必掺些"老酒"或药酒,或高粱酒。
在厦门虽然喝酒的人多，但是酒风酒俗非常好，这点是值得学习的。在酒席中，你如果不知道规矩，抢先敬酒，这样会被人认为你很会喝酒，别人敬你时，你就不能拒绝。在厦门的宴席上，先敬酒被看成是一种身份名誉的象征，只有主人和德高望重的人才先敬酒。如果不是，而抢先敬酒，就会被视为“风龟”。“风龟”就是那种好出风头的人。
近年来，厦门的酒风更加稳定，烈性酒的销量大大下降，低度酒和啤酒日趋流行，酒席上强行敬酒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这样的酒风让整个酒宴变的更加轻松愉快。
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族人又是酒的嗜爱者。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孩子，从居家日常生活到敬奉神灵的供品，藏族的男女老幼都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藏族人还创造了以青稞酒为载体的藏族酒文化，其独特的魅力饮誉海内外，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众所周知，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认为世间“无常”，万物本“空”，要求人们断除“三毒”(贪、填、痴)，摈弃一切欲望和享受，饭依“三宝”(佛、法、僧)，求证“涅坚”。而“酒，天之美禄也”(李时珍语)，饮酒无疑是一种物质欲，是追求享受。这与佛教主张的断除“贪”“痴”是相违的。另一方面，酒能醉人，使人“乱性”，对于这种“迷人心智”之物，修习佛法者理应摈除，故从佛教的总观念来看，酒乃与佛教不相容者，当然更不能并行发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雪域高原竟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社会民俗现象：人们笃信佛教，人们同样也热爱酒，并且将二者生动的结合在一起。
在藏族地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第三天，照例要请喇嘛来家为新生儿行灌顶礼，赐予他(她)以生命力”。喇嘛到家后，在靠墙的供桌上摆列各种供品，其中包括象征“色”、“声”、“香”、“味”、“触”和“生命瓶”、“生命珠”、“生命箭”等各种碗、瓶、珠、盘等和“朵玛”。还在一个人头盖骨碗中，盛满了加糖的“生命酒”。当喇嘛念经作法后，先将“生命瓶”置于婴儿和其父母之头，再用“生命箭”向四方挥舞，意为使婴儿获取更多生命。然后便将“生命酒”一匙，倾于其父母之掌中，使他们喝了，再蘸一点放人婴儿口中，意为使他获得生命之源泉。这样，一个刚临人世的藏族人便前列次在接受上师加持的同时，尝到了酒的滋味。
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非常重视仪式、仪轨的，向神佛供奉更是必不可缺的。佛教供品包括外观漂亮的欣赏品，美妙动听的声音，能闻，能尝的美食，轻巧柔软的衣衫，珍贵的珠宝、饰物等五大类。藏传佛教在供品方面种类尤其繁多，不可胜数。细分为：有主供品(如栽培的花朵)、无主供品(如野生的花卉)；有形供品(如实物)，无形供品(如音东、念诵)；外供(外在五官能想知的供品)，(奉献给本尊的供品)、密供(奉献双修之妇女)，以及世间供品、出世间供品等共十六大类。酒，也是供品之一，主要用于“”。
所谓“”，是修密法者向神的一种供奉。藏传佛教是显密兼修，偏重密宗。僧人修完显宗后，可入密宗院深造(这是格鲁派等经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的修行顺序。在一些旧教派，如宁玛派等宗派中，则不一定要先修显宗，才能修密宗)口修密宗者经上师灌顶传法后，要入静室“观修”，他必须先选定一位神佛作为自己的“本尊”，仿其身、语、意而观想，使自己与“本尊”身、语、密三密契合，合为一体，从而得到“正觉”。因此，修法者要力图使自身与本尊变成一体无别，尽量缩小二者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必须注意对本尊供奉。而酒与茶等藏区人民普遍嗜爱的东西，自然是奉献给自己的本尊神的较佳供品了。所以，凡修密法者都会在自己本尊神像前供上美酒，不过这酒必须是经过自己虔诚地祝祷后才能供上。
为什么酒与佛教在藏族社会中能兼容并互相渗透呢？这是许多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探讨这一特殊民俗现象的根源，大致有两大因素造成：一是藏地的特殊环境，二是藏传佛教本身的某些特点。
藏族地区处于海拔平均4000公尺以上的青藏高原。高寒的气候，漫长的冬季，以及物质生活的低下，使人们对“和气行血_，壮神御寒，消愁遣兴”《本草纲目?酒》的酒自然形成了嗜爱，特别因藏区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压迫，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物质贪乏，人们的嗜好极少。对于热爱生活，生性乐观的藏族人来说，酒能给他以欢乐、勇气、兴奋，增添其生活的质量和丰彩。另一方面他们笃信佛教，同时又深受苯教这一藏地固有原始宗教的影响，而苯教则是对酒极为嗜爱的宗教，在敦煌出土的吐蕃时期笨教殡葬仪执书中。记载了苯教宗教仪执中处处用到酒的情况，而且所用的酒品种极多，除今天藏区流行的青稞酒外，还有小麦酒、葡萄酒、米酒等。苯教虽已被佛教取代，但苯教的不少习俗，至今为藏族人保留(如烟祭等)，以酒敬神的一些作法，亦多源于苯教。
早在佛教兴起于西藏之前，雪域的人已开始酿酒，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把汉地先进的酿酒技术传入吐蕃，从而形成藏族青稞酒的酿造工艺。它吸取了内地成熟的黄酒酿造方法，用高原特有的原料青棵酿制。成为藏族民间家家户自都能掌握的技艺。一千多年来代代相传，家家自酿，人人能饮，已成为固有之风俗习愤。藏传佛教的兴起，则远比藏族酿酒的历史要晚得多。佛教虽在七世纪时已输入藏地。但它经过三百年之久的佛苯斗争和融合，才在十一世纪前后形成为藏传佛教。从宗教社会学观来看，任何宗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适应，甚至依附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像佛教传入儒学氛围甚浓的汉地后，不得不吸收儒学的某些成份，以致出现像禅宗这样的佛教宗派一样，佛教在苯教传统下的藏地也不得不吸收苯教的某些成份以适应于社会大众。因此，藏传佛教中出现酒作供品和笃信佛教的藏地群众盛行饮酒也就不觉为奇了。而且既然适度的饮酒并不妨碍群众对宗教的虔诚敬信，那么作为深深植根于藏族群众之中的藏传佛教，又怎能不表现出对人民饮酒的某种宽容和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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